其实很多事，揉碎了，就是个社会关系的问题。土地问题，更是非常明显，很多政策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封建是社会关系，资本也是社会关系，最终还是要绕回到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上。

    比如俄国的农奴制，当然要维系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因为贵族打了半天仗，封了一大堆地，可是俄国那种蛮荒之地、地广人稀的现实，只给一堆地，不给人，根本就无法维系农奴供养贵族的社会关系，所以必须要搞农奴制，让农奴从属于土地、而土地从属于贵族。封地不封人，等于不封地。

    比如大顺原本的租佃制，则就不需要出台过多的人身依附的法律，甚至只看律法，似乎人身依附程度，在逐渐减轻。

    但问题是，大顺的情况在这摆着。比如说，一些和尚庙周边的“周围十八里，都是老丈人”的传说。佃户说，法律没有除夜权或者人身依附这样的义务。但是和尚说，说得好，你是懂法的，那你别租我的地了，饿死吧。

    当人地矛盾到了极致，而工业又没发展起来的时候，甭管说法律没有规定各种从属依附关系，大部分人也会呈现出一种“自愿”依附的状态。如果不能达成这种“自愿”从属的状态，才需要出台严苛的法律、特殊的政策，来以国家强力维系这种社会关系。

    俄国的农奴制如此，汉密尔顿的土地大块售卖制意图如此，后来的南方州黑奴逃奴法如此，亦包括说刘玉在扶桑的荒地售卖货币化、迫使迁徙者必须做几年工资劳动者的政策，也是如此。

    拨开迷雾，要看清楚，这些政策、这些律法，是为了维护或者强行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然后也就知道，这些政策和律法，到底是在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了。

    简单来说，刘玉在扶桑的土地政策，是在维护谁的利益？

    很明显，是在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刘玉的土地政策，迁徙者，不会从属于工业资本，他们会跑路，而不是非要在那做工。

    而在大顺本土，这种情况又是反过来的。因为极大的人地矛盾，以及“相对过剩的人口”，使得失地流民，会“天然”地从属于工商业资本，如果有的话。

    那么，李欗考虑的铁路修通之后的问题时，就必须要考虑清楚。

    当铁路、交通等问题和现在不一样了；当几年后十几年后的社会存在和现在不一样的时候。

    必须要用将来的情况，思考将来的政策，而不是以此时松辽分水岭以北的现状、社会关系的形态、从属还是被从属的种种，来制定将来铁路修通后的政策设想。

    否则，这就又是刻舟求剑。

    比如说，现在大顺从下南洋开始到一战结束，崛起的这批军功新贵族。

    此时此刻，说你们有功，按照传统，有功封赏赐地。皇帝说，我看这乌苏里江畔土地甚多，一家赐地万顷以酬功吧。这些新的军功贵族，只怕当场就要在心里骂两句：有功而不赏，非人主也，你在那赏我万顷土地，都不如在京城旁边赏我3000亩地。

    但是，如果修通了铁路，类北美铁路事，赐地1.18亿英亩、约7亿亩土地于铁路两侧。哪怕是和之前同样的土地，那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

    恩格斯说，土豆，以及土豆酿酒法，拯救了普鲁士的容克们，使得他们在新时代完成了转型。

    那么，可以不可以这样认为，假如铁路修通，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大豆，和大豆榨油压榨豆饼产业，会催生出大顺的一批转型的军功贵族？

    这不是一个李欗自己想不想搞成这样的事。

    而是，他如果想要干点什么，他自己就是个屁。

    总得需要有人支持。而有人支持、或者有人跟着他干，那这就得给人回报。

    固然说，实学派里可能有一些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觉得继续这么搞下去要完，必须要进行深入的变革。出于这一点，可能会支持李欗。

    但这种理性主义者，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人，无非还是希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

    资产阶级假设支持他，那么他得给资产阶级利益。比如说，资产阶级想要在路修好之后，圈占铁路附近方便运输地区的土地种黄豆，那他就得给政策。

    实学派的那些人，要是跟着他干，那也得给点好处。

    老马说：【欺诈让渡国有土地、盗掠村社公有地、掠夺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这一切在无所顾忌的恐怖之下，转化为近代的私有财产，这都是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给资本主义农业以活动的领域。】

    李欗支持刘玉在扶桑移民的政策、也支持在“荒地”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甚至他的开拓思路就是资本主义式的。

    但是。

    刘玉很清楚。

    李欗，首先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一切以为实现资本主义秩序在世界或者在大顺的建立而奋斗。

    其次，他更不可能是一个以三万万大顺的百姓的福祉而努力、一切为大顺小农的生活水平提升而为奋斗之目标。

    所以说，即便他支持，甚至说开拓思路，是明显的逆练老马的资本主义式的。

    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前面说的那两种目标。

    即便不考虑他自身的野心，或者说即便认为他不是个纯粹的野心家。

    那么，他的思路，仍旧是明确的：

    九州之内的人地矛盾已经这样了、继续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下去，指定要完。

    一旦完犊子了，他这种正儿八经的“与国同休”的，肯定要跟着完犊子。

    李欗是不认可阶级矛盾的，或者说他不是以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的。

    他把大顺的问题，浓缩成抽象的“人地矛盾”，亦即“人均土地不足”的矛盾。

    在这种思路下，他和老皇帝的“王谢燕、百姓家”的思路，本质上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老皇帝认为，要提亩产；而他认为，提亩产现在不现实，不若提升土地总数。

    所以，他为什么支持资本主义式的农业开拓？为什么思路如此？

    不是因为他是伟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要为全球建立资本主义的秩序、甚至他自己说的“新礼法”天下而努力。

    而是因为，这种方式迁民，最效率。

    目的，是迁民。

    怎么效率怎么来。

    资本主义相对于小农自行迁徙，效率吗？

    就刘玉之前搞得几次改革，不管是下南洋还是移扶桑，显然，都非常的效率。比之小农的自发迁徙，可谓是效率了几十倍。

    那么，是否有更效率的方式？

    理论上，有。

    实学激进派的靠国家控制庞大的土地收入作为资本，国家的全部施政重心，都放在移民、垦殖、占地上。

    但是，这种理论上更效率的方式，李欗不可能接受、也绝对不敢接受、更绝对不可能成为全天下旧的乡绅士大夫地主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或许羡慕刘秀、羡慕朱棣，但是，绝对不可能把自己定位成王莽。

    所以，他会选择相对来说比较效率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开拓模式，从而试图迅速解决九州内的“他认为的最大的矛盾”——人地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想，除了前面说的他属于是统治阶级中看到危机的那些人的代表之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此时，中国二字的“中”。

    尤其是大顺下南洋、打赢了一战、在阿拉巴契亚山划线之后。

    这个“中国”，不是简单的国家概念、地理概念。

    这个“中”字，是个确确实实的“国际政治秩序”的“中心”的意思。

    谁掌握了九州，谁稳定的九州，那么谁就世界政治秩序中心的天子。

    用一些很传统的朝贡体系来说。

    谁能在九州完成大一统，那么谁就是“天下”的天子。朝鲜等藩属国，会自发朝贡。

    天子的核心，是九州的皇帝。

    只要九州内部不乱，凭着此时大顺已经打赢了一战、在阿拉巴契亚山划了线的态势，一切都是小事。

    扶桑西海岸，现在也就是个附属品。南洋，更是彻底和九州绑定。

    所以，一切的关键，在于九州之内。

    而九州之内，在李欗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啥？

    人地矛盾。

    所以，一切以“解决九州之内的人地矛盾”为出发点。

    在此目的下，怎么快、怎么效率、但又不至于引起大乱，便是最佳选择。

    至于什么那种模式，到底要走尹里奇说的“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利坚道路”， 那都无所谓。

    怎么快，怎么来。

    怎么能快速稳住局面，怎么来。

    怎么能快速达成每年从九州核心区迁走百十万人口，怎么来。

    也即是说，不管怎么样，李欗是要“改善”九州之内的小农生存环境的。不管是轻徭薄赋、亦或者赎买自耕、亦或者其余怎样，都有可能。

    但是，一旦出了九州基本盘，去了扶桑、去了松辽分水岭以北、去了南洋，那边爱怎么来怎么来。

    说句难听的，要是那边能搞奴隶制，说不得李欗都得支持奴隶制，他甚至可能主动把人卖到扶桑赚银子。当然这可能是诛心之论，毕竟此时的现实并无这样的条件，但他的思路，在刘玉看来是非常明确的。

    亦即是，他和刘玉的隐藏分歧：他没经历过未来，所以内心潜意识里其实并不相信刘玉说的工商业容纳大多数人口的未来。

    而他对于开拓的思路，虽然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思路。但是，这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的目的仍旧还是解决他认为的“人地矛盾”问题。某种程度上，他或许认为，要是人均三十亩地，那么就算存在租佃制和土地兼并，那也问题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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