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国民财富的总和”到底是啥玩意儿的铺垫。

    才能引出“宏观上的无效劳动”的概念。

    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又引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

    而发展工商业，最终又是为了让“定以后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

    故而，刘玉把《国富论》断章取义，一截为二。

    在大顺，留下了国富的定义。

    在欧洲，推销了“优势”理论，不过是李嘉图修正后的“相对优势”而不是原书的“绝对优势”。

    应该说，这种断章取义，才是最符合《国富论》原着精神的：国富是目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批判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因为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对英国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了。

    精神内核在于“国富”，自由贸易只是手段，一种特定于当时英国政策的手段。

    而刘玉把《国富论》断章取义，恰恰最贴近国富论的精髓：国富是目的，大顺现在需要的，是重商主义、殖民扩张、高税政策、国家强力、扩军造舰、依靠军事霸权取得商业霸权带动手工业时代的工业发展，这些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精髓手段。这些东西，现在不但没有对大顺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相反还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生产力的发展，也即达成了“国富”之目的。

    这个第一点，是“写经”。

    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如何让人均粮食这个概念，有现实意义。

    这算是“释经”。

    简单来说，南洋的大米，能和甘肃算平均吗？算出来的平均，对甘肃有意义吗？

    这在后世，当然压根就不是个问题。别说南洋的大米，就是东北的大米，也可以和甘肃算平均，而且有意义。

    但在现在，这就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连个从江南到京城的运河漕运都搞不明白、搞得天怒人怨，怎么可能配谈相隔万里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概念呢？

    时代，便是这种感觉。

    一些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则是不可忽视的天大的事。

    所以，在第二个关键点上，刘玉拿出来几样东西，来让这些相信了“经书”的人，看到了未来。

    铁路，是第一个。

    世界上此时的先发国家，都在拼命搞基建。

    英国在修运河，因为英国适合运河。

    法国在修公路，而且是靠劳役制度来修公路，这为将来法革后的一个统一的法兰西奠定了基础。

    大顺在修铁路。

    因为大顺既不适合在北方修运河，也不适合修公路，至少以现在的条件和技术下，学法国修公路不行、学英国修运河在北方修不了。

    蒸汽机，在大顺的出现，刘玉没有傻乎乎地直接往纺织业上引。

    而是从一开始，刘玉就在往煤矿、盐井、以及蒸汽车的方向上引。

    靠着华北崩溃的生态、京城这个消费城市急需煤炭、以及皇帝对京城稳定性的格外关注，终于搞出了一条实验性质的铁路。

    就现在来说，铁路给大顺带来的意义，其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的。至少暂时是，因为现在的动力不足、运力一般、还没到相对于漕船等老传统而惊天骇地的地步。

    这种象征意义，对于相信刘玉描绘的“工商业容纳足够人口”这个未来的那批人而言，则意义更大。

    不是在铁路本身，也不在人征服自然的神奇。

    而在于，这让刘玉提出的那个“人均粮食拥有量”和“国民财富、宏观无效劳动”之类的“经文”，有了真正落地的可能。

    铁路带给他们这批人的，是让依托在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概念上的“新时代的国家”，得以理论上可以在现实里存在了。

    简单来说，假如有一条从东北到河南的铁路。那么，如果河南理论上就可以种棉花了。

    因为，东北与河南，终于连为一体了。东北的粮食，是可以随时出现在河南、且价格不会因为“千里不贩籴”这个铁器牛耕时代的总结而飞昂。

    当然，种棉花只是一种浓缩的象征，并不是书一定要去种、或者真的去种。

    即便说，从封建统治、传统士大夫思路的角度来看。这东西的出现，也使得“平粜”、“平价”之类的士大夫传统梦想，也得以在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理论上落地实现。

    除了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外，还有对外扩张和对外战争掠夺殖民地、抢夺世界市场的诸多涉及到国家强力这种经济力的政策。

    这也使得“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概念，在大顺得以用另一种方法实现。

    修铁路，是粮食没长腿，而铁路能让粮食去缺粮的地方，达成人均粮食的意义。

    对外扩张、抢夺市场，是粮食没长腿，但是人长了腿。粮食不能往人身边凑，因为没腿；可人为啥不靠腿，往粮食身边凑呢？

    大顺的粮食在哪？

    在关东高粱地、在虾夷麦田、在南洋稻米种植园、在暹罗印度的出口米、在朝鲜的还米制、在日本的大名缺钱卖米和五公五民的实物税租。

    简言之，在海边。

    凭借这些年航海术的发展，海边的粮食宏观上，是非常充裕的。

    既然说，在这套特用于大顺的理论下，宏观上粮食够吃，那么工商业就是一种“特殊的分配粮食”的方式。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顺参加了，并且打赢了、并且保留了三角贸易体系却将三角贸易中的“工业品”生产国的身份抢到手里。

    由此，把工商业视作一种“特殊的分配粮食”的方式，也即“粮食商品化，参与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通过一战胜利后的广阔外部市场，在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矛盾短时间内不爆发的情况下，全力发展沿海先发地区的工商业。

    在假设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延续扶桑移民的总路线，实现人口的大规模向东流动。

    而且是一场扶桑西海岸往落基山以东流、沿海地区往扶桑流西海岸流、内地地区往沿海流的波及到整个大顺的超大型人口东迁。

    铁路，是给粮食加条腿。

    一战，是让人自己的腿去靠近粮食。

    这两条腿都给接上，也就可以让实学派真正看到未来的曙光，刘玉鼓吹的未来也就理论上有落地实现的可能性。

    当然，刘玉鼓吹的未来，也是不涉及到更多的东西的。

    只是被抽象成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不算太有害”的、抽象的工商业容纳过多的人口。

    至于说“极多的工商业人口”这玩意儿，对封建统治者有没有害……现在看不出来，等着看出来的时候，早就晚了。

    所以，刘玉和皇帝以扶桑移民事试言之，大谈剥削、剩余价值的“好处”，大谈这些东西“帮助”了皇帝解决了人口过多土地不足的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在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

    而老马说的很清楚，第二种私有制要在第一种私有制的坟墓上生长起来。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实则就是在为“第一种私有制的毁灭”，敲敲边鼓、打打预防针。

    就现在来看，皇帝既不想均田、也没有能力均田、更不想直接折腾出来个王莽改制。

    故而，皇帝的思路就是依靠旧王朝的周期，算了算时间觉得差不多还有百余年时间。那么，只要这百余年时间，能完成工商业发展的大爆发，容纳足够的人口，即便说将来内地均田，也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当然，理论上来说，要是真的让工商业彻底发展起来了，容纳了足够的人口，不需要考虑抑兼并、限田、均田等问题的话。

    至少皇帝现在看来，似乎也少了许多麻烦。

    毕竟说，即便有一个大致的思路，将来靠东来压西，完成均田，在靠西来压东维系统治，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思路。

    但思路归思路。

    真做起来，肯定也是凶险万分。

    且不说这得百年之后，说不定他的子孙就摊上个晋惠帝那样的。

    就说百年之后，他的子孙能力很强，但玩这么大，稍有不慎，也是粉身碎骨。

    这种关乎均田之类的改革， 亦算是前所未有成功的。

    唯一一个说起来大约表象上有点像的，结局是脑袋都被人揪下来成为大汉第二王朝的镇国法器。

    至于说均田问题本身，刘玉实际上非常支持，并且认为不均田、不限制耕地的金融投机属性、不依靠均田来抵消新时代诞生的剧痛，新时代是无法顺利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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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均田这件事，刘玉不会和皇帝谈。

    既是没大义上的意义，这玩意儿，在大顺来说，本身就不是不可谈的，最起码是符合大顺主流的政治正确的。

    也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这玩意儿，就现在的大顺，本身就不是可以完成的改革，最起码现在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靠封建王朝均田……说句难听点的，当年从西安一路打到京城的起义军属性，都没完成，况于现在。

    谈均田无意义。

    谈工商业发展，才有意义。

    以后的事，以后说，工商业继续发展、发展起来了，皇帝地主不均田也均不了，自有别的阶级领头，把田均了。

    刘玉只是把他那一套的“两条腿”给皇帝讲清楚，告诉皇帝，工商业容纳大量无地人口这个“可以解决土地兼并导致失地百姓大起义这个封建王朝之癌”的未来，似乎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刘玉不会给皇帝讲代价：封建王朝之癌倒是能治，就是治的方法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工商业发展治王朝之癌的办法，是工商业中所诞生的力量，化身绞索，勒死封建王朝。人都死了，癌不就不扩张了？这也是一种治，治标又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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