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皇帝的一切交流，都要以现在的现状、大顺的能力、皇帝的目的等为基础。

    道理有很多。

    到但要说拿着为人民而服务这样的话，和皇帝说，那简直连对牛弹琴都算不上。

    于是，刘玉大谈了一些人吃人的东西。

    “陛下，臣请以扶桑迁民事，试言之。”

    “扶桑迁民，究其本源，是工商业在那里需要人，而一个人能给雇主赚的钱，高于远渡大洋的船资。是以，移民事，可成。”

    “初为黄金、白银之矿业。”

    “后渐次为伐木、造船、晒盐。”

    “以至于到纺织、冶铁等。”

    “若非如此，以朝廷之力，恐难完成。”

    “至今来说，臣以为，此事于国有利，手段亦可行。”

    皇帝点点头，承认这一点。

    “爱卿所言极是。扶桑迁民事，可谓一举两得。”

    “一来开采金银，国库充裕，亦为货币改制提供了基础。”

    “二来使得黄河河道事，占地之后，不至于使数十万百姓无业而成流民。”

    “确如卿所言，真利国利民之事。”

    刘玉又道：“陛下，究其本源，便是一个人能给雇主赚的钱，高于远渡大洋的船资、也高于支付的工资。于是，迁民事可成。”

    这话，其实若在后世，用两个字或者四个字，就能表达其含义。

    剥削。

    剩余价值。

    只不过，刘玉和皇帝说的很浅，也避开了这两个词。当然，说了，皇帝也不懂。

    即便说，考虑剥削、考虑剩余价值，大顺面临的真正问题，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老马说：【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剩余价值要看生产。

    但实现，需要流通，也必须要在流通中实现。

    这就是大顺在北美移民的真正内涵：创造流通，让剩余价值得以实现，使得资本不得不迁移劳动力。

    流通，就不得不考虑运输、成本、市场等等问题。

    否则，也就无法流通。

    而不流通，也就无法实现剩余价值。

    这种流通，刘玉引导的是符合老马这番话的。

    扶桑移民，跨越大洋，成本极高。

    前期可以流通的，有也只有金银，于是扶桑迁民，必须以金银矿起步。

    而金银矿起步之后，人口增多，才使得粮食、木材、棉布、食盐等，可以流通。

    他们可以流通，才促成了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实现。

    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实现，促成了劳动力向东转移。

    这，才是刘玉想和皇帝说的东西：

    即，劳动力，向东转移。

    扶桑移民，只是大顺更大范畴内的“劳动力向东转移”的前奏，和总预演。

    之所以说是总预演，因为扶桑迁民的诸多产业，也是以“外部市场”为方向的。

    不管是新益州的酒类、羊毛；还是金山地区的棉花、棉布。

    主要还是面向国外市场。

    新益州的酒类，是卖给法国人和原住民的。

    金山地区的棉布，是卖给中美洲和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的。

    所以，这几乎可以视作大顺国内的“劳动力向东转移”的总预演。

    也即，大顺要靠海外市场，靠一战的“分赃”、靠从北欧到日本的广阔世界贸易，来完成工业化的起步，和工商业的继续发展。

    的确，此时，考虑“人均”粮食，南洋的大米是没办法与河南人均的，因为运输原因，这种人均是无意义的。

    但是，沿海地区既然“人均”粮食是有意义的，是可以通过海运运输的。

    那么，粮食不能过去就人，人不能不去就粮食呢？

    粮食没长腿。

    可人是长了腿的。

    当然，现实操作起来，肯定比较麻烦。

    而且，也会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但是，至少，这个思路，可以自圆其说地解决那个“工商业容纳足够人口”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刘玉来说，或者对后世的人来说，不是问题。

    但对现在的大顺而言，是个问题。

    甚至于，这个问题，还处在一个“理论研究”的阶段，甚至连“技术验证”阶段还没达成——要先从理论上，证明有这么一种可能，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

    如果，连理论计算，都无法自圆其说，那么这个“未来”，在此时，根本就没人会相信。

    所有人都会疑惑，怎么可能呢？工商业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口？

    包括那些有思想的大儒，他们在考虑均田问题的时候，直接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从而使得他们的均田思路成为空想。

    比如李塨就没解开这个问题，但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却又不敢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

    于是最后，他的均田设想，就只能建立在“虚空”之上——对了对应人口增加，又认为工商业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口，于是他虚空地设想出了【上等田分五十亩、下等田分一百五十亩，劳作之后，下等田就可以升级为上等田，于是一份又能分三份】这样的完全虚空的空想上。

    到了大顺这个时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刘玉的变革，其后辈徒孙们，又延续并发展了这个理论——全面的反动，复全民宗法制，长子继承土地，次子去海外分田。

    这个既是治标不治本，也实际上是压根不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人口的路线之争。

    说是路线之争，并不是说他们与时俱进的想法没有可行性，也不是说未必就不能用。

    而是在于，对实学一派来说，即便能用，这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为最终的目的。

    哪怕说实学派中的激进派，要先均田再集中力量移民的激进派，那也只是把移民作为手段，最终目的是为“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中的诞生”减轻难产的痛苦。

    而不是说，要全面反动，复全民宗法制、礼法、长子继承、次子重分殖民，最终复古井田。

    而现在，刘玉拿出的这套理论，之所以会有拥趸，就源于在理论计算上，可以自圆其说。

    超脱了旧有的圣人之言。

    这套理论，若归纳起来，就两个关键点。

    这两个关键点说不出来，那么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说通的。

    第一个：人均粮食。

    人不爱粮食，只是用粮食，没有人有怪癖非要收集粮食玩；也没有因为是贵族就能一顿饭吃一万斤、十万斤粮食。

    爱和用的区别，先秦大贤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于是，在保证大顺粮食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实质上很多农人的劳作，属于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并没有让大顺的粮食总产量提升——这和精耕细作并不冲突，两年三熟之类确实比粗犷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也不至于多到华北一些地区“一亩地平均要半个人伺候”的水平。

    一亩地才多大？画个圈，站在圆心撇标准铅球，人类都能砸圈外面去。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业当中。

    而这些的基础，又是“国富”理论，即到底什么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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