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太平》的整理写作,也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我在原有的架构和章节基础上,根据上传的简体站的阅读和管理特点,进行了文字的重新分配,和分卷优化,给不同的分卷重新拟定了标题和卷首诗。
最最遗憾的事情是,上传该作品的网站,《太平》的书名已经被人抢先注册了,只能修改全书的总标题为《吉诺弯刀》。这个名字其中也并无深意,只是因为“吉诺”两个字很少会有人使用,肯定没有人再抢先注册此名。
为了紧扣新的总标题,我又回过头来对全篇文字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增补,在篇首、篇中和篇尾,在不同的分卷中,不断地兼顾呼应“吉诺弯刀”的书名,使得作品的完整性不致于遭到较大的破坏。
因为这部的原稿实在是非常之长,全部初稿加起来,大约有2700万字,而这样长的连载,是当今的读者不可能接受的。没有人能锲而不舍地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文字的内容还有一定的深度,涉及的道理还有一定的深奥程度的情况下。所以,对于很多的情节,就不再进行铺陈展开了。很多章节,我都采用了梗概式的写作,快速地跳跃,简洁地介绍,只保留了能够深刻描画人物性格的主要部分和高潮桥段加以展开。这样下来,篇幅缩减到原稿的1/12左右。200多万字的话,也是相当可观的字数了。
根据出版社方面提供的分析数据,如今最为畅销的长篇,无论是电子渠道还是传统渠道,都以60-70万字为最佳,150万字以上的销售数据将会锐减。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像长篇的高手肯.福莱特的《巨人的陨落》系列,就在全球各地打破了这个业内的销售规律,以每部350万字的规模,长期占据了世界各国电子的和书店的销售排行榜。
但是,我并不介意销售的数据如何。
这本书,是长期以来我想要献祭给你的一个祭品。
如果说,这一生我想要写什么文字的话,其实,我唯一想要写出的,就是这部书里面的文字。
我一生以文字为职业,也全都是因为我想要写出这部书。
在写这部书之前、之后、同时,我所写的全部其他文字,都不过是为这部书的呼之欲出所作的铺垫和陪衬而已。
对我来说,写完此书,乃是一桩圣事。
(二)
写作的间隙,我和逸晨,还有其他伙伴经常会到冬湖湖边去放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数十亿年来森林和草原的争夺战。
草原不断把各种野草蔓延到林地中,而林地也会不断把各种树木的种子摇落在草原上。
各种高低大小的植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交织着生长繁衍。
这片土地时而被大火燎原或者被洪水湮没,树木焚毁或者倒折,变成了萋萋的草滩,时而又万木峥嵘,发展为郁郁葱葱的莽林。
草原和森林轮番地出现在不同的地质时代,伴随着不同的生物系统在此大地上生灭轮回。
逸晨先生感慨地说:“可是,最近100年来,人类带着他们的科技、庞大机械和贪婪欲望出现在这里,于是,草原和森林同遭到覆灭。”
这个国家是在富饶的荒野上建立的,但是,现在,伴随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原始的荒野,正在迅速地消失。
逸晨先生这段时间在他的专栏中写道:“荒野是万物一体的。但人类建立的小镇,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与万物的对立。”
周末的时候,逸晨先生忍不住对我发表评论说:“不理解那些情侣周末干嘛要去电影院看电影?”
他说:“他们应该来这里,待在森林里。在这儿,他们可以看到这个星球上最壮丽的故事,而不是那些无聊的肥皂剧情和鸡毛蒜皮的……”
说到这里,他突然打住了话头。
他略带自嘲地笑了笑,说:“好吧。我们就是写电影的——那些和大自然的故事相比起来,非常渺小、琐碎和无趣的电影。”
我含笑看着他。
他马上带着几分歉意说:“对不起,我说得兴致来了,脱口而出的,我是不是没有照顾你的感觉?”
我笑着摇头,我说:“不。不——事实上,我非常同意你。”
我们谈论起SPE导演小岛俊二的作品,还有台湾导演侯孝贤的作品。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会使用这样的长镜头:主人公历经了生命中的痛苦和挫折,回到乡间,遇到村中的老伯在农田里耕种,主人公就在田埂上蹲下来,和老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问老伯今年的雨水如何,气温变化怎样,作物的收成预计如何,市场上能卖到一个什么价钱,如今都施什么肥料,如此等等,两人在日常农事的问答中,闲扯了很长的时间。然后,镜头逐渐拉远,从这两个田间地头的人,拉到整个田野,拉到整个大地,镜头越拉越远,这两个在田野上交谈闲聊的人,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乃至于几乎小得看不见。
逸晨先生说,他最喜欢这样的镜头语言。
这形象地反映了导演的人生观: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堪承受的沉重痛苦,放在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其实非常渺小。两个人就在大自然中聊着普普通通的农家事务,就这样聊着,心胸就变得开阔,痛苦也就不再像高山一样挡在面前,人类的一己悲欢,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融化在大自然的宏伟交响曲中,心灵由此得到了净化和治愈。
逸晨先生说:“这就像是中国的山水画。渺小的游人伫立于高耸的山峦和宽阔的江流边,所有的情感,就算是人类的全部历史,全部所谓成就,在天地之间,山水之中,其实,全都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我深以为然。
正是冬湖小镇及其周围原始的荒野与森林环境,融化了我写作过程中内心的创痛,使得我能够穿越生命中的急流险滩,一路秉笔向前,向前,向前。
就是在那时,我就决定,在完篇所有的正文故事后,还要补写一卷《冬湖札记》作为后记,感恩大自然对我们的启迪和包容。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