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化一听也觉得有些为难，他知道徐光启身份敏感，在朝中树敌众多，以前有东林与皇帝的支持得以相安无事。

    要是在皇城行大炮试射一事，被东林知道了，怕也很难为他说情了，这样他的老师必成为众矢之的。

    但皇帝这么说了，也不能不做，只能宽慰道：

    “老师也不必担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次虽会被朝官有所非议。

    但我们新铸的大炮品质精良，试射绝对没有问题，到时候皇上再一高兴，必定会有所赏赐，让我们继续研发，这也是好的。”

    徐光启自然明白这一道理，他们两个这段时间制作大炮，对其质量那是心里有底的。

    但皇帝还要看看其他火器，火铳、佛郎机炮等火器的质量他却不敢保证。

    事到如今，也只能对这些火器精挑细选，期望不要出事了。

    这时军器局主事宗承旨收到徐光启回来的消息也匆忙赶来，得知这个消息也只能与他们二人一起再次检查火炮，小心挑选其他火器了。

    皇帝动动嘴，下面跑断腿。

    今晚不只是徐光启等人夜不能寐。

    皇帝要求在京六品以上官员上书讨论如何开支节流，并且在四日后召集六部以及阁臣商讨。此事一经传出，就引起轩然大波。在京的大小官员也三两聚在一起讨论此事。

    收支之事一直是欲有作为的官员一直关心的，特别是自萨尔浒之战后，朝廷为了应对辽东战事，万历四十六年到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的辽饷。就许多朝官们极其诟病。

    历来加征税赋的都会被认为压榨民力，许多官员自誉为“为天下计”，自然对此十分不耻。因此许多言官对当时的首辅方从哲多有怨恨，认为他是奸臣。

    现在才征收三年没到，朝廷的财政又很快捉襟见肘了。

    九边饷银年年都有拖欠，辽饷越来越不够了，估计这样下去，京城百官的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了，他们自然甚是担心。

    那怎么解决，如何开源节流，既然皇上都问了，他们也想提出自己的见解。

    于是从下午开始，从六部堂官、言官御史、各司衙门的官吏甚至勋贵们都在讨论。各种势力也开始鼓动官员上书，深怕自己挨一刀。

    有人建议继续加征辽饷从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此言一出马上就有人反对，说不能再征收了，应该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这样会好点；

    还有人建议应该打击私盐，说现在私盐横行，浙江之杭、嘉、湖、宁、绍，南直隶之苏、松、常、镇、应天、淮扬者，然此十二州，无一人食官盐，如果严禁私盐，便可增收十倍。

    浙党、勋贵勋贵一听立马就不干了，贩盐的利润如此之高，背后都是有勋贵、皇亲国戚撑腰，谁想要自己收入减少。

    于是就有人说应该榷茶。

    明初朝廷就在川陕和南直隶实行茶叶专卖，明初南直隶一地榷茶收入就相当于六十八万两银子，但收到是宝钞，后来由于宝钞贬成废纸，这六十八万两收入也白白损失，国家分毫之利都得不到。

    为此他们还搬出了杨士奇的“茶法论”，说建议效仿朱元璋杀欧驸马之事，对走私茶叶者重加惩处。

    每个省派能臣一个人，专门负责此事，那么每年收入，岂止数百万，并且这种事对百姓也没有太大危害，百姓买不起茶叶就少喝茶即可，主要是收富人的茶税，百利而无一害。

    有了榷茶的言论，很快就有了榷酒的言论。

    说从汉代以来都有榷酒，其中宋代尤其重视，唯独到了本朝就放开了，这完全不应该呀。

    为此还拿出宋代的例子，说宋皇佑间每年榷酒的收入就有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余贯。这么多的钱朝廷就白白浪费了。朝廷就应该专门设官负责此事，一年下来估计又不下数百万收入了。

    由于皇帝让六品以上官员都可以进言，这让许多底层官员看到了机会，看着榷酒、榷盐、榷茶的言论出现，各个官员纷纷查找史书，以史为鉴，看看能不能找出更多赚钱的法子来。

    很快就有人把目光投到市舶司，他们发现唐宋没有海禁，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每年税赋都有百万。但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市舶司的收入极少。

    因此便有人提出，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海上贸易远不止设立市舶司的广东、福建两省。其中浙江、南直隶也多有出海经商者，但却没有设置市舶司。

    同时福建、广东征收的市舶税，税额极低，国家所得也只有百分之一。出海征税按所谓常例，随意交纳，回船时更全凭吏员自己私意索取。

    利润都归下面的官吏了，与其利归于下，管理失控，还不如设定规范统一的征税定额标准，国家获利更多。

    于是就有人马上建议在浙江定海、笮浦（乍浦），南直隶浏河、海门这些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派驻官员，增设海关征税。不仅如此，还应选择一个“重望大臣”，作为海外贸易管理征税的总负责。

    甚至还给出了收税措施，比如船只出港口的时候，根据量船之大小让他们交纳税额，还可以像内地的钞关之税一样，根据货物的的价值收税。不仅如此，还要进港口的税，不要太多，十分之二就行了，这个税并不重。

    “盖通番之利不重，则人不往。太重则人兢往。滨海之民，既专其利，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慕之。故税其出，税其入，不为苛。”

    此等言论越来愈多，还有人提出应该屯田、开矿、铸币等等措施。

    随着信息发酵，也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们越发坐不稳了，纷纷鼓动上书说不能与民争利，不得压榨百姓商人，更有甚至直接提出皇帝不能这么爱财贪婪，不能学习神宗。

    朱由校对此毫不在意，他就是要让下面讨论，慢慢发酵，都上书，水搞得越浑越好，并且为了扩大四天后的朝议的影响，他还做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