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周王已经成功的被扳倒，并且心甘情愿的伏法认罪，远在京城的建文皇帝朱允文看到了李景隆的来报，顿时高兴的无以复加，为自己的择人之明感到深深的庆幸不已！

    现在的大明王朝还不是中后期的那死而不僵的状态，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各地藩王还是王朝的宗室，对朝廷都是无比认真的侍奉着，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惹着了皇帝不高兴。

    但是要知道，造反这种事情，一般来说王朝的宗室并不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也就造成了明朝中后期的王朝宗室有了各种荒诞的行为，

    具体荒诞离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简直是让现在的人听着哭笑不得。

    明朝的宗室和藩王造反的也不少，但是和宁王的造反不一样，后来的朱充灼造反，只是为了讨口饭吃！

    而宁王造反，是为了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宁王朱辰濠会遭到杀害，

    但是后者仅仅只是被关了起来。

    明朝开国时，曾有一支队伍为启兵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而后来它就分属在宁王的麾下。

    朱祁镇曾千方百计的想要收服这支队伍，于是他设计让宁王归属藩地，却中途将他截下，成功的将这支力量收入囊中。在这些乱臣贼子的策划下，当时宁王一脉的孙子辈王爷受到诬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戈阳王。锦衣卫不敢明目张胆的诬告宁王，于是设计残害他的后代。

    他向皇帝禀告，说戈阳王与其生母私通，实属乱伦。而皇帝听到后，不分是非黑白，非常愤怒，事关皇家颜面，但更关乎能否一举扳倒宁王。在宁王的极力争取下，他还是下令彻查此事。

    可是皇帝的命令又如何反抗。即使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诬告，可是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心腹，仍然将错就错，下令将戈阳王及其亲生母亲挫骨扬灰。

    据说戈阳王行刑当日，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雨水连下十天十夜，仿佛要冲刷掉一切的罪恶。人们都道:这是一桩冤桉，引得老天发怒。但是皇帝又怎么会管这些呢？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全国。

    明朝统治的短短几百年间，发生了很多皇位的更迭，不仅仅是正常的传位，还有两次，是因为谋反而发生的皇位之争。即便是在盛行禅让制的古代，也遵循一个能者居位的原则，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而舔居皇位的人，最终只会被推翻。

    在明朝也不例外。明朝初期，朱棣素星夜魅为百姓殚精竭虑，终于奠定了明朝繁荣的基础。然而，明朝的边疆仍然在动荡。朱棣为了安抚民心，亲自出征迎战。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没有看到明朝走向巅峰，他便一命呜呼了。

    阴毒地，早些年便立了皇太子，可惜皇太子朱标早薨，于是他成为给自己孝顺的皇太孙朱瞻基，为了防止自己死后儿子们争夺皇位，他给朱瞻基留下了4张底牌，希望朱瞻基能够善待自己的皇叔，妥善处理皇位之争。

    可惜朱瞻基没能利用好这4张王牌，依然逼着自己的皇叔谋反。也就造成了皇帝易位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靖难之役。第二件事便是明英宗的荒诞行为，正是因为他的昏庸无能，错杀了宁王一脉，使得宁王怀恨在心，导致宁王谋反。宁王本就是将帅之才，有勇有谋，一旦起兵志在必得，很快，明英宗便被拉下马来。

    宁王造反的真相其实也挺复杂，

    很多人认为宁王谋反是早有预谋，可是又知道他所承受的国仇家恨。虽然对方是自己的君上，同时又是自己的兄弟，但却逼着自己家破人亡，正常人总能不愤恨。

    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明英宗昏庸无能，导致民不聊生。作为有权有势的藩王，当然有责任和义务阻止这一切的发生。皇位向来是能者居位，明朝的伟业又怎能毁在一人手里？这才是导致宁王模彷的真正原因。

    九子夺嫡在各个朝代都有上演过，对于那些生在皇室中的子女，早已习以为常。皇位的争斗，是他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无论是房子还是公主，都要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才能安度余生，这是他们逃不过的宿命。

    同时成王败寇，最终能坐上皇位的只有一人，而其他的竞争者，最后的命运只能是横死。这也体现出了皇位之争的残酷，很多皇帝为了登上皇位，不得不踩着自己兄弟的尸首，这都是在所难免的。

    他们登上皇位之后，不得不为了巩固自己的全是除掉后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帝们为了铲除异己，他们不得不大开杀戒，冤枉无辜，为此牵连者众。正是因为朱祁镇冷血无情，冤枉无辜，才使了宁王最终走上了谋逆的道路，这也是一道之中的事。

    而另一个造反的，就有些戏剧性了！

    明朝虽然从建文朝就开始削藩、打压宗室，但是有明一代宗室叛乱的次数还是很多。就算是只算实际出兵的，除了最为成功的燕王靖难外，也还有汉王之乱、广通王之乱、宁王之乱、安化王之乱等数起宗室叛乱。

    对比这些叛乱会发现共同的特点，造反的目的都是自己夺取皇权；造反的都是掌握一定资源和力量的亲王、郡王。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没有资源的情况下造反，几乎等同于送死。不过嘉靖年间的“朱充灼之乱”却明显地与众不同，组织和参与者都是一些没有根基的底层宗亲，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是皇权。

    注：明朝宗室等级共分八等，爵位从高到低及其年俸（禄米）分别为--亲王（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一百石）。

    朱充灼是代王首任亲王朱桂的庶支六世孙，到他这一代爵位已经降到了第五等“奉国将军”（宗亲可将爵位传于一子承袭，但其余儿子相应减一等封爵）。虽然爵位不高，但是一年六百石的禄米也应该够朱充灼过上富足生活吧。

    实际却并不是这样的。到了明朝中期，宗室经过百年的繁衍，宗亲丁数已经急剧攀升。为减轻宗禄给朝廷带来的压力，从弘治朝开始就针对宗禄进行“削减”。因为直接削减宗禄有违祖制--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朝廷弄了一个很损的办法--“本折各半”。

    宗禄不再全部实发粮食，而是将一半禄米折算成钱发于宗亲。一方面朝廷可以大幅度节约禄米的运输费用；另一方面折算成钱的部分朝廷不是发银两，而是发宝钞。

    明朝的宝钞（可以理解为明代的纸币）因为朝廷极其失败的货币政策，自洪武年间就开始大幅度贬值，到了弘治朝已经跟废纸没多大区别了。可以说“本折各半”就是一次性扣除了宗亲们近半的禄米。

    这还没算完，其后朝廷开始不断地提高折钞比例，到了嘉靖朝达到了六成以上：

    郡王、将军禄米七分折钞，中尉禄米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

    这么折下来宗亲们看着很多的宗禄，实际拿到手的就没多少了，低阶宗亲的生计就开始成了问题。这不是因为宗亲们饭量大，而是因为他们有爵位。日常出行、参加各种活动都有相关的礼仪要求（车马、随从、服饰、礼仪祭祀用品等等），而满足这些要求都需要花钱。

    例如代隐王朱仕壥做世孙的时候就因为缺钱结不起婚（他不是宗禄不够，是被他爷爷朱桂给克扣了），上疏宣宗请求延期让他攒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克扣和积欠，让这些低阶宗亲更为苦不堪言。

    郡王禄米俱于亲王府仓上纳，听令按季支用。镇国将军以下禄米、于有司官仓收贮，二次支给。其收粮之际，布按二司、各委府县正左官、公同长史等官监督收受。

    将军、中尉这些中下阶宗亲的宗禄并不是直接发放给他们，而是先集中于地方府衙的官仓，然后再二次发放给各宗亲。首先朝廷度支困难的时候不会实数发放，差的部分自然是拖欠着，至于啥时候补，谁也不知道。

    其次随着宗藩权势的日益衰落，朝廷官员也越来越不把宗亲们当回事儿了，恶意的克扣、挪用也越来越平常。例如明穆宗做裕王的时候，就被户部官员以缺钱为由拖欠宗禄（拿出去放贷牟利），迫使他举债度日。

    代藩所在的大同地区，地处边疆，物产本就不丰，蒙古还时不时南下掠抢，粮赋收入更低。所以宗禄克扣和积欠的问题也更为严重。

    以上两个方面的叠加，让很多低级宗亲的生计非常困难。嘉靖年间大同地区的宗亲多次直接上疏世宗诉苦：

    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

    当年太祖朱元章不愿意坐等饿死，作为他的子孙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了。代藩的低阶宗亲们想出了一个解决生计问题的好办法–“索禄”。

    这些宗亲们打着索要被拖欠俸禄的旗号，攻击抢劫县衙、官仓和市集。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地方官员无权直接审理和处罚。有恃无恐之下，这帮宗亲“索禄”也就越来越嚣张，连朝廷官员都敢直接抢劫。

    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朱充灼也加入了“索禄”这一行当，因为他的爵位相对较高，所以成了头目。很快朱充灼就干了票大的，他带人将前来大同赴任的知府刘永给洗劫了。这事惹怒了大同巡抚詹荣，他上疏朝廷弹劾了朱充灼等人的不法行为。

    嘉靖二十四年世宗下旨对朱充灼等人罚俸一年，并命代王朱充燿对他们严加管束。对于这些宗亲来说罚俸可谓是致命打击，因为明朝不允许宗亲们出仕、经商、做工或租种田地，作为低阶宗亲他们也没能力去圈占田地。

    换句话说没了宗禄，他们就没了生活来源，活活饿死已经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了。朱充灼只得请求代王朱充燿为他们向世宗求情，免去罚俸的处罚。代王对于这个隔了很多代的亲戚并没什么感情，直接将朱充灼赶出了王府。

    这也真正地激活了太祖遗留在朱充灼身上的血脉。朱充灼召集一同被罚俸的宗亲以及平时和他们一起“索俸”的狐朋狗友，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借北虏报仇并洗劫大同：

    我等夺禄，代王又为理，奈何困死。若引虏围大同城，我等内应开门纳之，杀代王及镇抚大吏举事，则不忧不富贵矣。必先毁各草场，使兵马不得屯牧为善。

    果然是“饿壮人胆”，不但无人反对，还有人主动提供资源–白莲教。白莲教又叫“白莲宗”，是宋朝时兴起的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民间结社。简单来说从宋朝开始（直到清末）白莲教就是个造反专业户，谁上台它就反谁。

    朱充灼很快就和大同当地白莲教头目罗廷玺取得联系，对于造反两人是一拍即合，很快就立下盟约。紧接着朱充灼又派手下卫奉偷偷越过边墙，出塞联络蒙古人。卫奉到威宁海北部找到蒙古察罕儿等部，并与他们就袭击大同达成了一致。

    三方取得联系后，朱充灼一边派手下秘密出城到各草场纵火，破坏大同驻军的军事资源；一边派卫奉持书信再次出塞联系蒙古人要求他们集结兵马准备出兵。

    短时间内大同周边各卫草场均失火被焚，引起了宣大总督督翁万达的警觉。他在命人调查缉拿纵火犯的同时，也迅速向朝廷汇报了此事。明世宗也觉得多处草场同时失火非常蹊跷，也派科臣李文进赴大同进行调查。

    很快大同府在缉查一起盗窃桉时获取了一条意外的线索，有人供称宗亲朱充（火瞅）派手下带神机箭出城至各处草场放火。同时大同总兵周尚文在巡边的时候抓了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这几人正是准备出塞联系蒙古人的卫奉及其手下，在他们身上也搜出了朱充灼联络蒙古人的信件和旗帜。

    被擒获的卫奉没怎么抵抗就向翁万达和盘托出了朱充灼的计划。事涉谋反，翁万达也就不再顾及他们的宗亲身份了。通知代王后，立即派人将朱充灼一伙人全部擒拿。白莲教的罗廷玺获知事泄后，焚烧教徒名册并服毒自尽。

    因为事涉宗亲并且还是内结白莲、外联蒙古的谋反大桉，世宗也摆出了大阵势。世宗命将人犯悉数押解至京，组织了朝廷级别最高的审讯–九卿会审。因为证据确凿，朱充灼等人也无从抵赖，很快就招供并认罪。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世宗亲自做出了最终宣判：

    充灼等世受国恩，不遵《祖训》，违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虏，勾引寇兵，图危宗社，谋烧各边草场，凶谋大着，国法难容......充灼、俊桐及充（火瞅）、充（火睒）、俊榄、俊棠、俊槂、俊振俱令自尽，仍焚弃其尸......张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谋反律，弃市枭首于边。代府长史孙质等论死系狱，余悉如议。

    朱充灼等宗亲被赐自尽后焚尸，他们的党羽全部处斩并枭首。代藩长史孙质论死罪下狱（这种一般不会被处死，可以花钱赎罪，也可以等朝廷减罪或大赦），并不是他也参与谋反，他是代替代王接受监管失责的惩罚。

    宗亲谋逆意图篡权也许朝廷和英宗还能理解，但是宗亲联络外人造自家的反，这就让朝廷特别是世宗面上无光了。因此此次叛乱实际规模虽然很小，朝廷还是难得地做出了反思。宣大总督翁万达说出了根源“大同土产狭瘠，禄饷不支，代宗胤育日繁，众聚而贫，且地边胡虏易生反侧”。

    为了解决代藩宗亲生计困难的问题，朝廷将代藩内的部分宗亲整体性的迁移到山西。并且开始对明朝的宗藩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和调整，最终于嘉靖四十四年汇总并出台了《宗藩条例》。

    例如严格要求宗室子弟的正统性，不合规的一概不承认不赐爵。一方面可以减少朝廷需要供养的宗亲数量，另一方面低阶爵位对很多宗亲来说不是福报反而是枷锁，与其顶个拿不到俸禄的虚衔被迫成为圈养的猪，还不如出去自谋生路。

    注：确认宗亲正统性的意思不光是要求其是朱家血脉，还要求其是朝廷认可的宗亲合法配偶所生。朝廷对各级宗亲的妾室纳妾方式以及数量有相关规定，不合规的妾室不被朝廷承认，明朝管她们叫“滥妾”。

    嘉靖一朝的宗藩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明朝的宗室问题，但是效果还是有的，起码其后明朝再也没有宗室叛乱了。实际上从明初到明亡近三百年此起彼伏的流民起义，究其原因基本都是没饭吃、没了活路，如果朝廷也愿意像对待宗室叛乱一样去反思和调整，明朝的国祚应该可以更长一些。

    但这两者都是自行发起的叛乱，遭到诛杀也实属正常！

    可周王朱橚不一样，虽说朱允文打算削藩，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所以从实际上来说，并没有打算要置自己的叔叔于死地！

    很快和他的大臣们一商量，并决定将周王流放。并打算撤掉周王的封国。

    同时鼓励李景隆等人，继续再接再厉，但张丹青收到信息后，却心里无比明白，更大的风暴和危机正在悄悄的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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