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这种谣言满天飞的状态下，人们虽然不相信中都，但是人们愿意相信苏咏霖。

    既然苏咏霖来了，那他们就等着，看看苏咏霖到底要说什么。

    期间虽然也有一些什么【这是中都朝廷的幌子】【苏咏霖根本来不了】【来的是朝廷军队】之类的流言，但是这个时候，苏咏霖的亲笔信也被山东宣传口张贴出来。

    那是熟悉的苏咏霖式的口吻和笔法，那种亲切的没有隔阂的感觉，是山东民众所熟悉的苏咏霖的味道。

    不管来的人是不是真的苏咏霖，冲着这个人，民众都愿意无条件的相信他一次，谣言再怎么传，也无法击破民众对苏咏霖的信任。

    这恐怕是传播谣言的人所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宣传口靠着苏咏霖输送的弹药，勉强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汪宏津要求山东行省各级官府出面稳定局势，余良哲出面要求各级复兴会组织发挥自己的作用，稳住民众的情绪，不要推波助澜，更不应该领头闹事。

    在这种声音的要求之下，山东各级官府、复兴会组织总算在苏咏霖进入山东地界之前稳住了局势，没有让局势进一步发展。

    山东的乱象没有进一步发展，没有发展到某些人所担忧的持械对抗的地步，这当然是好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建立在苏咏霖本人抵达山东现身说法的基础之上的。

    和中都方面一样，汪宏津和余良哲都非常担心这是有人故意设计要让苏咏霖来山东，要威胁他的生命，所以他们非常担心苏咏霖的安全问题。

    这要是让苏咏霖在山东遇到什么危险，他们两人的政治生命和物理生命搞不好都要一起终结掉，整个山东行省的官府和复兴会系统都会遭殃。

    他们很紧张，遂一起要求任朋义组织他的队伍贴身保护苏咏霖，绝对不能让苏咏霖受到一丁点的威胁。

    当前的山东官场颇有些云波诡谲的感觉，汪宏津和余良哲都感觉到山东官场内部有人在暗中推动流言事件的进展，却找不到那人究竟是谁。

    汪宏津是洪武九年调任的山东行省参知政事，余良哲则是洪武十年调任的山东复兴会分部主任，两人在山东都不算是什么有深厚资历的存在。

    虽然说大家都是同志，都是一起奋斗的战友，但是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些从战场上或者其他斗争战线上下来转职到地方担任行政职位的人们很快就察觉到了和理想不同的地方。

    一个人想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只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就可以了。

    一个人想要做好两个人的事情，那么只要压榨自己就可以了。

    一个人想要做好三五个人的事情，那么只要提前给自己筹备后事就可以了。

    至于汪宏津和余良哲这种行省级别的行政管理人员所可以调动的资源与所需要面对的部下的人数都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搞定所有的事情，需要有人配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在乎的利益关系，他们会因为职位的关系听从上级指挥，但因人而异，服从度和执行力度也会完全不同。

    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全力执行，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想办法搞破坏，或者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上级追究下来，栽赃嫁祸、左右腾挪、反复横跳、全力甩锅，只要把越来越多的人拉下水，上级就拿他没办法。

    阳奉阴违这四个字就很好的表现出了上位者行使权力的难度。

    一个可以很好协调并且可以做大限度贯彻决策者意志的行政团队是很难炼就的，苏咏霖奠定自己的行政团队还需要多年战争和斗争来磨练，更别说地方治理了。

    汪宏津和余良哲在这几年间都不同程度的感受到了阳奉阴违带来的难处。

    他们竭尽全力，也没能让部下官员完全听从他们的指令办事，受限于官员的出身、政治理想和利益所在，内部分歧从来不小。

    难处一直都有，从未彻底解决，而这一次，因为某个契机，这种难处集中爆发了，一口气把他们两个串上串、架在火上烤，烤的滋滋冒油，香气扑鼻，只要撒上一点孜然就能开动了。

    两人费了很大功夫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谁在烧烤他们，谁又在推波助澜看笑话。

    因为对下面的人很难信任，而任朋义是苏咏霖内阁出身的空降官员，比他们还要资历浅，且自带队伍过来创立新局面，绝对值得信赖。

    于是代表山东保护苏咏霖的重要使命非任朋义不能承担。

    任朋义深知自己的职责重大，所以也不敢怠慢，把刚刚组建起来的相对干净的队伍给拉了出来，竭尽全力保障苏咏霖每一站目的地的安全。

    因为担心提前公布行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所以任朋义主张不提前公布行程，以此保障苏咏霖的安全。

    但是苏咏霖认为这并没有必要。

    “如果幕后黑手在这光天化日之地积累出了足以威胁我生命安全的军事武装力量，那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再者说了，如你们所猜测的，他们之所以要我来山东，无非是力量不足，不敢一搏罢了。”

    苏咏霖就要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的展现自己，光明正大的让民众知道自己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大明的领袖无所畏惧！

    洪武十二年三月十三日，苏咏霖抵达山东之后的第三日，他正在济南安排之后的行程。

    他准备先在济南巡查当地的集体农庄和产业工场，和农民还有工人们接触，解释自己的执政理念之类的，开始自己在山东的巡游。

    当天，苏隐秘密前来觐见苏咏霖，将自己探知到的一些消息告诉了苏咏霖。

    “首先，根据我们的线报来看，汪宏津、余良哲和任朋义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在山东资历尚浅，连一个任期都没有经历完，不具备操控这件事情的前提条件。

    山东之地是咱们大明的起家之地，在这里任职办事的，多是故旧老人，有资历有能力也有名望，革命成功之后，有些功劳很大的升任到了中都做事，有些能力平平无奇的则留任当地。

    后来黄河案爆发之后，山东当地的一些贪官污吏被集体清除，整个山东的吏治也被革新，局面有了好转，不过依然有相当一部分资历较深的官员在山东任职。

    这些人普遍存在于州府一级的官府当中，因为能力有限，任期结束之后多是平级调动，他们称之为原地踏步，对此多有看法，且自持资历深厚，往往不太愿意服从新上级的领导，多有阳奉阴违的情况。”

    说着，苏隐向苏咏霖提交了一份出自天网军中原组山东分组的较为完整的调查报告。

    内容是关于第二次大清洗之后一直到第三次大清洗之间的山东地区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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