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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天下:第一百三十二章 党争抬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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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是宋哲宗赵煦亲政之前的一个年号。

    那时,赵煦因为年纪小,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

    高滔滔为了加强她自己的统治,起用以砸缸的那个司马光为首一众保守派,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

    这一派,即所谓元祐党人,又称旧党。

    与元祐党相对立的,是宋神宗元丰年间支持变法的一派,时人称他们为元丰党人,也称新党。

    高滔滔去世,赵煦开始亲政后,为了收回皇权,全面推翻了他恨之入骨的高滔滔实施的政策,启用元丰党人章惇为相,全面恢复变法新政,并严酷打击元祐党人,赫赫有名的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旧党人士皆遭流放。

    宋徽宗赵佶继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曾启用过元祐党人揽权,使得旧党之人又得以回到朝堂之上。

    后来,向太后去世,元丰与元祐两党即新旧两党展开激烈的斗争。

    赵佶起初本想调和新旧两派,使他们携手共建大宋。

    但后来,赵佶发现这根本就行不通。

    经过一番抉择,赵佶最终选择新党的杰出人才蔡京担任宰相,将年号定为“崇宁”,意为推崇熙宁。

    熙宁是宋神宗赵顼用了十年的一个年号,那十年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所以王安石变法也称“熙宁变法”。

    同时,那十年也是赵顼向西开边的十年,赵顼将宋朝边境向西推进了一千多公里。

    赵佶使用“崇宁”这样一个年号,很显然是在以此表明他决心推行新法,继续走他父皇赵顼开创的变法开边之路。

    蔡京自幼聪颖好学,胸怀大志,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喜欢排场,善于交际,锋芒毕露,敢于决断,不怕得罪人。他相貌儒雅,举止潇洒,学识渊博,气质卓越。他与弟弟蔡卞在东京太学读书时,便以博学多才蜚声校内外。

    入仕之后,蔡京在崇文院校书、中书礼房习学公事、大理评事、权提点开封界诸县镇公事、起居郎等很多岗位上得到历练,他每一职都春风得意,如鱼得水。

    后来,蔡京担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出使辽国,他的才华和风度让辽国君臣称赞不已。

    蔡京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回国后不久,便晋升为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是皇帝身边负责起草诏令的秘书官,参与决策与政务运作,属于政府高级官员。

    三十八岁时,蔡京便被赵顼委以重任,担任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开封府位居首都东京,乃“天下首府”。权知开封府,即统揽京城汴梁一应行政、司法,民生等要事,地位显赫,实权在握。

    可以说,蔡京是一步一步从最底层爬起来的能臣,当时的很多大人物都认可蔡京的才华,很多人也都畏惧蔡京的才华。

    这使得蔡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起起伏伏。

    赵佶任用蔡京为宰相之后,蔡京立即开始对元祐党进行打击,其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手段之狠毒,可以说骇人听闻。

    (具体就不说了,想知道的,自己去查。)

    只说,从崇宁元年夏天到崇宁三年夏天,蔡京组织力量,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元祐党进行了一次政治上的彻底大清洗,总共有三百零九人被认定为元祐党成员。

    赵佶下诏:凡是属于元祐党籍之官员,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衔,而且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举。

    蔡京请赵佶将这三百零九人的姓名御书刊石,置于文德殿端礼门外东壁之上,播告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录用”。

    这就是所谓“元佑党人碑”。

    蔡京还遵旨手书元祐党人姓名,发至各州县,要求各地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蔡京对元祐党及其政敌的无情打击,可能包含有泄私愤的成分,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为变法改革开辟道路清除障碍。

    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关键,蔡京的政治作风,一贯雷厉风行,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这让赵佶感到很不舒服。

    赵佶因此开始怀疑蔡京有专权之倾向。

    对蔡京的强势政治,一些大臣也感到不满,但苦于找不到攻击的机会。

    直到崇宁五年正月,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尾巴很长,横亘于天际,每当夜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

    如此天象,让信奉道教的赵佶有些惊慌不安。

    一些大臣便借机上书,说朝廷政策有阙失。

    中书侍郎刘逵趁机劝赵佶毁掉元祐党籍碑,停止蔡京推行的变法举措,并说:这样天象就会正常,人间就会太平。

    赵佶采纳了刘逵的建议,一天半夜时分,他派出一群宦官至文德殿,将东壁上的石刻全部毁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时,蔡京忽然发现石刻被毁,厉声说:“石可毁,名不可灭!”

    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让赵佶实在是无法容忍。

    不久,蔡京罢相,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为中书侍郎,然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将蔡京推行的各项变法改革事业全部废止。

    朝廷内外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可那时社会上开始广泛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

    数日之后,彗星消失了。

    赵佶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觉得他们两个蠢货除了会破坏以外,什么都不会,进而对罢免蔡京之举有些后悔。

    而且,客观地讲,蔡京主导的崇宁变法的确让当时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政治上,旧党势力已得到清除,结束了蔓延几十年的党争之祸,为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

    经济上,重视农桑,鼓励开荒,尤其是调节了茶、盐、钱法等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军事上,大宋出兵十万征西,收复青唐失地,巩固边防,提升了皇帝与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国际地位。

    教育上,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学校教育网络,以学校教育取代旧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举,史称“崇宁兴学”。

    民生上,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民生保障机构。居养院用于救助鳏寡孤独者,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病而无钱治疗者,漏泽园则是政府划出地皮安葬那些无力举丧的穷人。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惠及全民的一项民生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独创性。

    回过味来的赵佶,觉得他根本就离不开蔡京,于是又令蔡京复相了。

    可赵佶依旧担心蔡京专权架空他,进而在任用蔡京等新党的同时,也大量任用旧党,两党又开始争斗起来。

    到了宋钦宗赵桓登基,蔡京彻底离开朝堂,被打为六贼之首,再无人能压制党争,新旧两党的争斗全面爆发。

    公平的说,赵桓之所以战和不定,一直左右摇摆,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在新旧两党的争斗当中左右摇摆。

    换而言之,新旧两党的党争,是促成靖康耻的原因之一。

    秦桧所实施的商政,源自于新法(其中又加以一定的变化)。

    这是典型的新党思维。

    因此,秦桧自然而然的就被划进了新党的范围,自然就要遭到旧党人士的打压。

    那些雪花一样的弹劾秦桧的奏折,其实主要是旧党人士在抨击秦桧。

    新党人士见此,纷纷摩拳擦掌,准备予以还击。

    换而言之,随着汴梁城解封,政治全面恢复,新旧两党的争斗也开始抬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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