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案的发生，除开媒体上的口水仗，游行示威自然也少不了。

    除了“劳人党”组织的游行示威，那些选择保全自身的小有产者，反而是自发性最高的群体。

    说白了，唐烎都可以吃枪子儿，那么他们这些远不如唐烎，只是带着点投机心态靠近“劳人党”的人，凭什么下场会比唐烎要好？

    倘若在武汉组织游行示威，他们自然是不敢的。

    但是在“劳人党”治下，他们不仅敢，而且胆子很大。

    只是事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温和，王角已经安排了人手保护游行活动，但还是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发生了爆炸案。

    造成示威人群当场二十七人丧生，并且有四十余人重伤，数百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轻伤。

    重伤人员送到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又有二十八人不治身亡。。

    也就是说，一天之内，五十五人死亡。

    这场爆炸让王角大发雷霆，但与其说是愤怒，倒不如说是无能狂怒。

    很显然，这不是什么仓促间的准备，而是蓄谋已久。

    刺杀唐烎只是第一步，制造更大的恐慌，才是第二部。

    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十月三十日，即便“劳人党”没有戒严，街道上也明显看不到多少人。

    人们还是感觉到了恐怖。

    这种死亡阴霾，是很难短时间内清除的。

    不过“劳人党”在三十日的当天，还是组织了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抗议游行，声势比二十九日的游行活动还要浩大。

    有了这场游行，那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的恐惧感，竟是一扫而空。

    因为“劳人党”展现出来的，是不畏恐怖的无畏气概，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

    而原本三十日当天歇业的商店、市场，也再度开张，以一种热闹繁忙的面貌，形成了一种团结的气氛，对抗着恐怖威胁。

    王角自然也没有闲着，除了发布抗议社论之外，也进一步排查各个革命区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并且按照萧愿在南昌的成功经验，建立了新的户籍档案。

    为了进一步表示态度，唐烎负伤前往湘北沿江城市考察,公开名义就是考察,实际上就是宣布支持“劳人党”的立场。

    这对原本湘北地区的士绅,有着重大的冲击，那些拒不配合，还期望着冬季过后武汉会迅速打过来的心情,直接崩盘。

    从敌视到对抗，再从对抗到放弃对抗,除开“劳人党”的枪杆子的确过硬,唐烎这样的豪门大人物“投劳”,在士绅群体中，是有极大冲击力的。

    哪怕挨了一枪,都要坚决支持，这让反动阶层内部，也不得不分化。

    没人会死脑筋赌明天,谁能确定自己就是最后那个看到明天的人？

    跟“劳人党”合作,和跟“地上魔都”合作,其实风险都差不多的。

    但“劳人党”并不是直接赶尽杀绝,谁会被审判，谁会被枪毙,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并且除开土地所有权没得谈，工厂、公司的经营权，“劳人党”并没有染指,只要不涉及到战略资源，正常的经营活动,南昌也好、长沙也罢，大城市的样板摆在那里。

    你可以说没有以前那么繁荣,但没有以前繁荣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体制问题,而是整个“劳人党”掌握的市场就那么大，“劳人党”并没有掌握整个帝国的资源，更遑论全球市场。

    夹缝中生存，能够保障数千万人口的民生，还能保证有一定的经济活力，这已经是一种奇迹。

    对诸多采取对抗态度的地主士绅来说，吸引力还是有的,就是不甘心。

    没有了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所有权，他们的超额利润和过度剥削，将不复存在，只能在“劳人党”的新框架中进行公平竞争,这是非常不甘心的，少赚了，就是亏本；少剥削了，就是损失。

    可跟“地上魔都”的行为手段比起来，“劳人党”的合作方式，完全算不上“巧取豪夺”，因为武汉集团对外来无靠山势力，基本上就是吃干抹净的态度。

    时间倒退个几个月，可能还要讲究体面。

    但是整个帝国的战争气氛如此浓烈，中央核心区几个重要省份都爆发着战争、冲突、矛盾，各个市场的体量都在迅速萎缩，涉及到军事的行业，快速地吞掉了本该用在其他需求上的工厂生茶能力。

    而军工投入是死的，并不创造利润，也不创造价值。

    军事上的投入,是为了保障非军事投入的回报和收益，本身是死的投入，投进去多少,就是多少。

    这也连带着武汉国民议会在明年的预算中,很显然地削减了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卫生的投入,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一,这注定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甚至在恶果显现之前，本来还在观望的中小型企业，第一时间选择了倒闭、关门。

    武汉三个工商区，先后出现了“倒闭潮”，这不是靠行政命令可以扭转的，哪怕武汉方面超发货币，也不过是饮鸩止渴，大企业家拿到钱之后，只会笑纳，而不是将其转化为员工福利。

    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果武汉真的按人头发钱，其实并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会导致物价上扬，是按人头发钱的模式有极大问题，武汉国民议会是将超发货币给了资本家、工厂主，期望以点带面，

    可现实不会按照任何一种想象出来的规律运转，资本家、工厂主拿到“救命钱”“救市钱”之后，第一时间揣腰包，留给底层工人的数量，少得可怜。

    需要钱的人依然没有钱，想象中的资本家、工厂主再次分配救济没有发生，那么整个市场，完全无法挽救。

    湘北地区的地主士绅，普遍受教育较高，也普遍往来于武汉和长沙。

    两地的情况，都是心中有数的。

    和武汉国民议会不同，“劳人党”严格来说，一直都是按人头发钱，票证和实物货币、家庭日常需求物，其实在这时候就是现金。

    然而“劳人党”治下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一点，其实王角自己也搞不懂，但是湘北那些消极对抗的地主士绅，反而看得更明白一点。

    因为如果换作是他们，从票证入手，至少有十几个环节可以让他们上下其手大捞特捞，更不要说以往作为底层官吏的帮办、帮闲，那种派发的家庭日常必需品，最基本操作就是“倒尖”。

    所谓“倒尖”，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湘北，就是赈灾粮一斗冒尖，小吏上去就是一脚。

    把尖尖的粮食提得撒了、倒了，剩下的，才是领救济灾民的。

    而倒了撒在地上的，便是他们得了。

    “劳人党”在诸多环节直接断了念想，这就出现了明明应该是货币超发甚至是滥发，结果并没有出现物价飞涨、钱不值钱的状况。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又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老百姓手里的那点票证或者实物货币，自然也会拿来改善生活状态。

    哪怕只是储蓄，“劳人党”掌控下的银行，也不会说捐款跑路。

    其中的特点，说来说去，便是信心二字，而这，便是在唐烎负伤考察湘北地区之后，很大一部分地方士绅终于选择合作的根本原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