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的座次排名，虽与往常有小的变动，但总体状况还在预料之中。

    ——内史之后，少府成为了第二位被刘弘传召，赐座朝班的属衙。

    在汉室，内史象征着政权对农耕、关中的重视程度，而少府，便象征政权对百姓民生，以及国防事业的重视程度。

    先种田发育，以关中为基本盘，而后富国强兵，提兵北上——与太祖、孝惠乃至于吕后在位时的政治纲领一脉相承。

    紧随其后的第三位，就有些出乎朝臣百官的预料了。

    ——内史、少府之后，居然是廷尉站了出来，成为汉九卿地位第三的属衙！

    这个安排，无疑算是有汉以来头一遭！

    或许在后世，政权安身立命，得以维护威信最重要的，便是法律；但在汉室，法律的重要性，还远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

    即便是汉室在总结秦的惨痛教训后，施行了‘士不教不得征’‘不教而诛谓之虐’等普法政策，但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耳熟能详的法律条令，还是太祖刘邦约法三章的那几条：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除了这几条，汉室绝大多数百姓对于‘法律’的认识，也都还停留在以道德为准绳，符以自由心证的程度。

    如叛国，在后世妥妥会被炮决的重罪，在此时的百姓认知当中，还只是出于‘华夏贵胄’以及忠义思想，方被否定的‘无德之举’。

    也就是说：在汉室叛国，理论上并不犯法，只属于‘不道德’——与后世在公交车上，不给老奶奶让座一样！

    而叛国者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审判，完全不在法律所规定的框架之内。

    这样的案件，其审判结果就只取决于主审官的自由心证，以及犯罪者的辩词。

    理论上，如果一个人在叛国之后，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且符合时代道德价值的解释，主审官再被说服，就很可能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局势，显然不是刘弘想要的。

    历史上，文帝刘恒为了彰显自己‘仁德’的一秒，废除了‘谣言诽谤’罪，促成了华夏史上第一个‘不因言治罪’的法制局面；但在刘弘看来，此事与《许民弛山泽》令一样，有利有弊，且弊明显大于弊！

    ——谣言诽谤罪被废黜，仅仅针对百姓；当官的、有钱的，以及又当官又有钱的（皇帝），还是要谨言慎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百姓眼里，法律，就是官老爷才需要遵守的东西！

    ——起码在‘妄议国政’这条罪名上，确实是这样。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纵容下，古华夏在汉朝之后，居然演化出‘法不责众’这种严重违背法律道德的观念！

    只要大家一起犯罪，就不会被治罪？

    如果认可这个看法，就等同于刘弘默认：造反可以，不能一个人，要多拉点人一起！

    即便不是穿越者，刘弘也不可能坐视这样的观念，在尚处于封建时代的华夏大地存在。

    如此一来，刘弘将廷尉放在内史和少府之后，在九卿之中排在第三，也就是显而易见得了。

    ——法制思想，必须从始至终贯彻！

    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乃至于将华夏大地从战国的荼毒中，在汉初数十年内快速拯救出来的‘黄老无为’，其最令人称道的，都永远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百姓自由发展。

    而这个‘合理得范围’，便是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百姓想种田，想行商，乃至于搓个蘑菇听个响，都可以——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种田就好好种田，不能欺压弱小，侵吞他人土地；行商就好好赚钱，不能披个商人的皮，在深山野林敲同行的闷棍！

    至于想搓个蘑菇···

    ——真要有人在这西元前手搓蘑菇，刘弘就要合理怀疑一下，这人是不是自己的穿越者同行了。

    刘弘之所以有这个考虑，自然是为了今后，汉室的强大之路。

    秦之所以在周末列国中脱颖而出，短短四十年就完成了‘富国强兵’的历史性成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秦法严明。

    立了功，必然得赏；犯了罪，必然砍头！

    ——谁来都没用！

    在这样明确的法律约束之下，秦一跃成为列国之中国力最强者，并顺理成章的统一了天下。

    具体到刘弘所处的时代，对应历史上的汉文一朝。

    世人或许都只看见文景之治的繁荣，只看到文景忍辱负重数十年，方有武帝提兵北上，马踏残垣的壮举；但使文景之治形成最强大、最坚固的根基，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吴公为廷尉，治平为天下第一！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即便是被历史上第一位同人小说家司马迁，不惜斥之为‘酷吏’的汉廷尉赵禹，也是一个‘舍无食客’‘治无冤案’的清廉刚正之人。

    能让司马迁，一个能把卫青、霍去病写成‘不修名节、不进贤士、和柔事主’的酸黄瓜，为自己写下‘舍无食客’的评价，足以证明赵禹，这位法家最后一位俊才的能力。

    就是这一代代公平公正，誓死维护法律尊严的廷尉，才使得汉室从开国初的羸弱快速爬出，大踏步迈向了国富民强、无有外族敢侵的盛世；才有了陈汤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誓言。

    现在，刘弘有幸成为了汉，这个华夏民族最辉煌灿烂之时代的掌舵人，立志要富国强兵，要驱逐外蛮，使华夏顺理成章的走向必将属于的辉煌，首先要确立的，就是法制、法度。

    没有任何人，能只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改变世界乃至于历史——即便身为穿越者，刘弘也需要助手，需要朝堂、宗室、百官，乃至于整个天下的汉人，成为自己的助力。

    宗室，可以用亲情拉拢，百官，可以用利益收买，乃至于朝堂，刘弘也可以一点点积累威严，是自己成为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君王。

    但百姓，尤其是占最高比重、对政权最为重要的自耕农阶级，拉拢他们的唯一方式，便是公平。

    而法律、秩序，就是百姓得到公平的唯一途径。

    至于原因，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均。

    “也不知那个提出‘法如是足以’的张廷尉，现在何处？”

    暗自思虑着，刘弘便自然地揭晓了九卿排位第四的属衙。

    ——郎中令。

    将郎中令拍在第四位，这就是纯粹的拉拢了。

    有汉一朝，无论是英明神武的高黄帝时期、‘仁弱’的孝惠皇帝时期，亦或是仁以安民的文帝一朝、‘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的景帝一朝，乃至于波澜壮阔的武帝一朝，郎中令，都永远是最不需要才能的位置。

    向做廷尉，需要熟读律法；想做内史，得有足够的政治手腕，将关中，尤其是长安城内的功侯勋贵压得服服帖帖。

    想要做郎中令，却是再简单不过：得到皇帝的信任就可以了。

    如历史上，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旧时随从可谓鸡犬升天——薄昭做了车骑强军，宋昌做了卫将军。

    而那个因受贿，被文帝‘赐千金以愧其心’，从而社会性死亡的张武，就被刘恒任命为了郎中令。

    景帝刘启登基，故太子阵营同样是鸡犬升天——张欧做了廷尉，晁错做了内史，甚至以内史之身，遥控着御史大夫陶青冲锋陷阵，挥舞着一本《削藩策》硬刚丞相申屠嘉！

    而景帝的原班心腹重，最没有出息，却也最受景帝信任的周仁，也同样成为了郎中令。

    甚至有传言：景帝就连去姐姐馆陶公主家偷吃之时，都会让周仁在门外把风！

    从这便足以看出，郎中令一职，在朝臣百官心中的象征意义。

    ——起码在朝局安稳，没有陈周一类做乱的时节，郎中令不需要具备任何能力，只要皇帝足够信任，就可以了。

    而郎中令之所以会具有‘天子仍旧看重功勋、看重朝臣’的象征意义，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郎中令手下所掌管的禁中侍郎，大都是勋臣后代。

    在汉室的赏赐诏书中，最常见的一句话（除了‘赐御剑x柄’），便是：萌x子为郎。

    所以郎中令存在的意义，便等同于朝臣百官，功侯勋贵与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

    天子通过收功侯的后代入宫，以证明其对功侯集团的信任：你看，我连贴身保镖的任务，都能交给你儿子！

    除此之外，捡拔功勋之后代，也属于封建皇帝拉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放心~你的后代，我都会照顾到的~

    ——山河永固，与国同休~

    功侯勋贵将家中最成器的后代送入宫中，除了能让儿子得到锻炼之外，也能让儿子开阔眼界，并培养出‘忠于天子’的生理本能。

    所以，当郎中令令勉被第四个召唤时，堂内的功侯勋贵无一不是眉开眼笑，嘴角都快咧到了耳朵根。

    后续的安排，就都没有什么大的变数了：奉常排第五，以彰礼法之要；宗正排第六，以彰宗亲之和。

    卫尉排第七，太仆排第八，典客，不出意外的再次位列倒数第一。

    实际上，在过去数十年当中，内史排第一、少府排第二，以及卫尉排第七、太仆排第八，典客排第九的状况，都属于雷打不动的常态。

    太祖之时，异姓诸侯割据，宗正得以排在了第三；孝惠之时，吕氏为祸朝堂，吕后出于安抚刘氏宗亲的意图，也同样将宗正排到了第三。

    对于这些属衙的排序，刘弘基本没有什么异议。

    ——即便有异议，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

    如太仆，全掌天下马政，在不远的将来，汉室完成物质基础积累，正式启动汉匈决战准备计划之时，骑兵部队的建设，必然会让太仆的地位水涨船高。

    又如典客，都不用说别的，光看看历史上武帝一朝威风凛凛，几乎掌握汉室对外开展权，手握外藩数十万武装的的大鸿胪，就可见一斑。

    而如今位列九卿之首的内史，也将在不远的将来，被刘弘按照历史轨迹一分为三甚至一分为四，从此淡出九卿行列。

    将关于九卿的位次排序安排完，朝臣百官也终于进入殿内，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就见刘弘清了清嗓，面带微笑的望向殿内：“大行皇帝之盖棺定论，诸公可有建言？”

    ——秩序制定了，好处也给了，接下来，自然就是刘弘地皇位法统问题了。

    此事说复杂，主要复杂在刘恭的死因，但说简单，也就是特殊了那么一丢丢：有汉以来，皇位继承第一次没有按照‘父死子替’，而是遵循了‘兄终弟及’的传承规则。

    父死子替、兄终弟及，属于古华夏宗族传承，家族繁衍，乃至于资产继承最重要的一项理论依据。

    具体到皇位上，就是：皇帝死了儿子上，没有儿子弟弟上。

    而这个传承规则，是有先后顺序，以及先决条件的：要想‘兄终弟及’，就必须保证‘父死子替’不成立。

    也就是说：刘弘要想让自己的皇位传承，即‘兄终弟及’合理合法，就要证明刘恭的状况，完全无法满足‘父死子替’的要求。

    说白了，就是刘弘要证明刘恭没儿子！

    虽然看上去，这件事颇有一丝‘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意味，但对于刘弘皇位来源的合法性而言，这件事至关重要。

    很显然，作为负责礼制部门的奉常卿，刘不疑清楚地知会了刘弘地意图。

    “奉常臣不疑启奏陛下：先大行皇帝讳恭，太祖高皇帝十二年，孝惠皇帝幸宫女无名氏；孝惠皇帝元年冬十月，先大行皇帝诞，其母亡；先大行皇帝过继于太后膝下，立为太子。”

    “孝惠皇帝八年，帝崩于未央，太子恭祭拜高庙，继承大统。”

    “先大行皇帝四年，帝崩未央，年十二；未壮、未冠、未立皇后、未有后嗣。”

    “大行皇帝崩而无嗣，吕太后以‘兄终弟及’之理，乃迎常山王义继大统，至今五载···”

    言罢，刘不疑便深深一拜。

    到这里，刘弘地皇位合法性，才得到了朝堂的背书：先皇帝刘恭确实是没有儿子，所以刘弘才按照‘兄终弟及’的准则，在吕太后的主持下，坐上了皇位。

    合法性确定，接下来的，自然就是最后一道程序了：为先皇刘恭的皇帝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见刘不疑静默片刻，待朝臣百官都消化先前的话，方再一拜。

    “大行皇帝崩，至今已有五载；然大行皇帝之定论，却因吕氏乱臣之由而久未论定。”

    “今奉常臣不疑、丞相臣食其、御史大夫臣苍等，昧死百拜，以奏陛下。”

    “先大行皇帝年八岁继承大统，临朝四载，天下无有大变；及至先大行皇帝四年，大行皇帝听信贼子夏侯婴谗言，因过继太后膝下之事，质问于吕太后当面。”

    “吕太后斥之，大行皇帝复问于故皇帝太傅安国侯陵，得知其母之死，乃生育之疾难；大行皇帝愧不能已，抑郁而亡。”

    面不改色的说出这段，与殿内众人所知截然不同的‘往事’，刘不疑面色稍一肃。

    “故臣等以为，先大行皇帝之盖棺定论，以年幼登基、年幼夭亡；心怀孝善，知错而愧为考。”

    “谥法云：执义扬善曰怀，乃称人之善；又慈仁短折曰怀，乃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臣等意：谥先大行皇帝以‘孝怀’，当为宜···”

    刘不疑话音刚落，审食其、张苍等三公九卿齐齐出身，对御阶上的刘弘一拜：“臣等附议。”

    就这样，历史上苦命的前少帝刘恭，在刘弘地争取下，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定论：汉怀帝。

    “准。”

    对于便宜老哥抢走蜀汉后主谥号这件事，刘弘没有丝毫愧疚感。

    ——爷们儿都穿越过来了，还有没有三国，都得两说！

    真计较起来，四百年后，刘备没准是某个工厂里的纳鞋工都不一定。

    至于将刘恭之死扭曲成这般模样，那自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吕后不能有错~

    在这个先决条件下，在刘恭之死上稍微上一点春秋笔法，也就是题中应有之理了。

    说起来，刘弘能如此轻松地‘篡改历史’，还得谢谢陈平刺杀刘启之时，动用的那个刺客了。

    ——作为皇家档案室的石渠阁，居然出了一个刺客！

    有了这件事做前提，再刚正不阿的史官，都顾不上质疑刘恭的死因了。

    他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从廷尉大牢中脱身，并洗清自己‘意欲行刺’的嫌疑。

    前少帝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刘弘借着大朝仪的机会解决掉。

    ——登基五年，刘弘为啥还没改元元年？

    或者说:在‘汉怀帝’刘恭新鲜出炉，让‘汉高后’前四年消失的情况下，刘弘要如何解释后面的五年。

    这件事，就不是多麻烦的事了。

    “朕年少登基，朝政持于吕氏乱臣之手，竟使改元之事遗至今，此朕之不敏。”

    “诏命：以今岁壬戌为元年。”

    “年号——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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