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宫内，刘弘难得等来御史大夫张苍的单独觐见。

    这几日，刘弘地日子算不上太好过；或者说，刘弘地大脑不是很好过。

    ——今年，实在是让奉常衙门手忙脚乱的一年！

    饶是刘弘对于历史有着充分认知，对于这一年即将发生的一切早有预料，但还是忍不住为这一年感到哀愁。

    ——撇开可能‘暴毙’的诛吕集团成员不论，汉室高层有十数位青史有名的人物，将要在今年，迎来自己寿命的终点。

    齐王刘襄，将在年内死去；故皇帝太傅王陵，也已经病卧不起，时日无多；当初九卿：卫尉虫达，也顶多剩一年的寿命。

    还有一些人，则已经在刘弘目睹之下，走向生命的尽头。

    大约十数日前，曲周侯府便传出消息：郦商病危！

    这种传言，在长安每年都能出现几十次：某某侯年纪大了，或许快要追随高皇帝而去啦~

    基本可以这样说：只要某一位显赫的权贵生点小病，多躺了那么几个时辰，街头巷尾就必然会有关于该侯即将亡故的消息。

    因此最开始，对于郦商将故的传闻，舆论都没太当回事——就连负责朝臣日常告假的丞相府，也没想过去亲自查证一下，郦商究竟有没有大碍。

    但刘弘则是以旁观者、先知者的角度，将整个事件尽收眼底——消息传出当天晚上，曲周侯府便遣人入宫，请求刘弘派宫中太医，为郦商复诊。

    须得一提的是：作为与高皇帝刘邦一同打天下，某种意义上‘同享天下’的勋臣阶级，西汉的彻侯是完全有资格，提出‘恳请陛下派太医把脉’的请求的。

    而汉室对于勋臣阶级的优待，还远不止于此——如今长安东阙外的贵族聚集区：尚冠里，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是勋臣们的住宅区；当时，绝大多数彻侯都在长安城外选个风水宝地，或在甘泉山下买块地皮，自己兴建宅邸的。

    在那个物资匮乏，高皇帝的御辇都凑不出六匹同色马的时代，尚冠里存在的意义，仅限于‘在朝会休息期间，供勋贵暂歇’的作用，类似于后世机场的‘vip休息室’。

    尚冠里真正成为住宅区，是在刘邦驾崩之后，吕后以女身临朝，全面‘抢救’堪堪欲坠的汉室财政；等中央具备了一定的财务能力之后，才被吕后以收买拉拢的目的，赐给贵族们的。

    而‘勋臣共享太医’的传统，则是起自开国初，宫内医者与朝臣的模糊界限——在那个萧何、曹参等巨擘都以黄老学出身而执掌大权的时代，实在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医术，是在这几位研读黄老之学数十年，水平达到登峰造极的大佬之上！

    黄老学，其中心思想以黄帝、老子之学说，以阴阳调和为理论依据，去探索人世间的奥义。

    至于黄老学究竟有没有探索到世界的奥秘，没有人知道；但最起码，他们对人体的探索程度相当深刻。

    在古代，对于医学有一个很常用的形容词：歧黄之术。

    这里的‘黄’，实际上指得就是《黄帝内经》。

    而作为以黄帝、老子的思想为中心的学派，《黄帝内经》自然也在黄老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所以在汉初，天下医术最出众的那几人，实际上恰恰便是高居庙堂，执天下大权之牛耳的黄老学巨头——萧何，曹参等人。

    有如此华丽的珠玉在前，宫中其余的太医，平日实在是没有什么业务，更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所以对于勋贵阶级的需求，太医们总是十分积极，不愿意放过这个难得的‘出诊’机会。

    即便是在原本的历史上，汉开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皇帝、太后乃至于皇后，实际上都是不屑于让太医来为自己把脉治疗的——丞相便熟读黄帝内经，御史大夫就会悬丝诊脉，根本没必要去找那些‘平庸寻常’的太医。

    在皇帝、太后乃至于皇后的身体出现问题时，宫中太医除了毕恭毕敬的替丞相/御史大夫/某一个身居高位的高官打下手，拿着这位大佬开出的药方把药、熬药外，就只能诊治宫内的低等嫔妃，乃至于侍女、内侍。

    时日一久，太医们自然就会对出宫治疗权臣勋贵感到兴奋——即便不考虑这是难得的抱大腿之良机，能为高贵的彻侯治疗，也总比在宫内给宫女嫔妃，甚至侍女宦官治病好得多。

    对此，刘氏皇帝也是持默认甚至支持态度——太医出宫医治勋贵，在有效地加深勋臣阶级对皇帝感恩之情的同时，也能彰显出皇帝对勋臣的‘看顾’。

    最重要的是：通过派御医前去医治勋贵，皇帝能在施恩的同时，得到关于勋贵身体健康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这对于掌控欲几近极限，渴望对世间万物都时刻保持洞悉的封建皇帝而言，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菜鸟皇帝，刘弘自也是乐得维持这样一个能有效拉近君臣距离，加强皇帝与贵族阶级情感纽带的良好传统；便派了几位老太医前往曲周侯府，为郦商把脉诊断。

    当时，刘弘心中便已有了大概预测：按照历史上郦商去世的时间来看，这一次，郦商或许真的很难挺过去了。

    果不其然，不过数个时辰，派出去的太医团便回来了——那位与刘弘有过严重不愉快的长乐宫太医令，不止带回了‘曲周侯确实命数已尽，亡故应该就在这几日之间’的消息，还带回来一份郦商的奏疏。

    ——臣大限将至，却不知后嗣之中，何人可袭臣之爵；恳请陛下圣裁！

    对于郦商的这个举动，刘弘略感到有些意外，却转念一想，也觉得算情理之中。

    郦商这份奏疏，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撇开郦商只有一个嫡子，即只此一人有资格继承曲周侯之爵这件事不谈；哪怕郦商有百八十个儿子，那由谁来继承爵位，也不是刘弘能决定的！

    非但刘弘决定不了，就连郦商自己也没有选择权。

    ——汉承秦制，汉室的爵位继承，无论是最高一级的彻侯，还是最低一级的公士，都严格按照《汉律·爵律》所要求，必须，也只能由嫡长子继承！

    若是嫡长子早夭，则由嫡次子递补；嫡次子亡故，便由嫡三子递补。

    哪怕是刘弘以皇帝之身，也不能去影响哪怕最低一级的‘公士’之继承人选。

    也就是说：无论是贵不可言的彻侯，还是仅仅比奴隶好一点的一级爵位：公士，该爵位都只能在死后，传给正妻所出的儿子，并且是最大的那个。

    如果大儿子死了，那要提前去官府报备：原本应该继承我爵位的大儿子死了；这样，官府就会在地方保留的户籍当中，将此人的爵位第一顺位继承人，改成此人正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倘若此人与正妻无子，那无论这个人和侧室姬妾生下了多少个儿子，官府都会在此人亡故后，在公文上记录下一句：绝嗣！

    这也是封建时代，尤其是汉室，对于女子生育能力极为看重，对无子的女人十分不待见的原因之一——身为妻子，却生不出儿子，那爵位就要被收回去了！

    非但如此，家族传承也将直接断绝——即便不考虑爵位传承的问题，民间对于‘绝后’‘断香火’的定义，也同样是以‘有没有嫡子’为判断依据。

    没有嫡子，也就等同于是绝后！

    所以，为了爵位不会因为‘绝后’而被官府收回，祖宗因为‘绝后’而断了香火，民间只能将生不出孩子的女人休妻，另娶一房，争取生个有爵位继承资格、家族宗祠延续资格的‘嫡子’。

    除非刘弘发起廷议，对于《爵律》做出修改或调整，并在廷议得到三读通过，不然，这种爵位继承方式，就拥有着毋庸置疑的神圣性。

    也就是说，无论郦商上没上这份奏疏，曲周侯的继承者都只能是郦商的嫡长子，或者说唯一的嫡子：郦寄。

    那郦商为什么还要多次一举，上这么一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奏疏呢？

    答案很简单。

    虽然说，无论有没有这份奏疏，下一任曲周侯都必然是郦寄，但有了这份奏疏，郦寄的爵位来源，就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如果郦商没有上这份奏疏，那郦寄得爵，就是按照高皇帝所底定之《汉律·爵律》。合法继承爵位；而有了这份奏疏之后，郦寄得爵，就变成了‘郦商上书请求，刘弘纳议，并从郦商的‘儿子们’中，选择由郦寄继承曲周侯爵’。

    诚然，这份奏疏改变不了什么；如果非说有什么被改变，那就是郦寄本就合法的继承权，得到了刘弘地背书，具备了更坚实的合法性。

    刘弘却从这份奏疏中，看到了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伏唯陛下作威作福！

    郦商这份奏疏，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即便是法律规定这件事合法，但这件事，臣依旧要在得到陛下允许之后，才敢这么做！

    这份奏疏，几乎等同于郦商毫无隐晦的向刘弘表示：陛下，收下臣这一片忠心吧！

    只不过郦商没有说的那么明显，那么无下限罢了。

    所以这份奏疏，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郦商是想通过此举，隐晦的向刘弘示好！

    对于军方威望仅次于周勃、灌婴，且丝毫不亚于柴武的郦商，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加入自己的阵营，刘弘自然满是欣喜。

    ——郦寄，可谓是汉室开国侯二代中的佼佼者了。

    且先不论其他，光是军事素养能力，以及战斗指挥能力，汉室开国功勋二代们当中，能与郦寄相媲美的，应当只有周勃的庶子：景帝太尉周亚夫。

    而郦商在重病将亡之际，留下这么一笔政治遗产给郦寄，无疑是个非常浅显的信号：曲周侯一脉，今后唯陛下马首是瞻！

    虽然想不明白，一直以来都摇摆不定，在局势逐渐明了的情况下都不曾倒向自己的郦商，为什么要在将亡之际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对于这个结果，刘弘还是很满意。

    ——周亚夫，刘弘大概率是没有福气见识到了；若再失去景帝朝仅有的几位军事人才之一的郦寄，那刘弘将来的日子，就要难上许多。

    历史上，文帝有周勃、灌婴、柴武等老将坐镇，中生代有令勉等人延续，亲信有张武、宋昌等人可用；景帝有周亚夫为帅，郦寄、栾布、韩颓当、李广为将。

    这一世，即便卫霍两位天之骄子依旧可以闪耀草原，刘弘也需要数量够多、实力够看的将领过渡。

    就算另外培养被历史掩埋的将领，刘弘也需要自己的将官集团，能有一半以上在历史上证明过自身的人，来保证汉室将官的整体质量。

    而刘弘与文景二帝不同的是：周勃、灌婴等一干老将不可用，开国功勋中，也只有柴武还有十数年寿命，可以替刘弘撑住北方边墙的防守。

    至于周亚夫，在周勃化身‘诛弘卫道士’的情况下，几乎不再有成为大将的可能——政审不过关！

    至于张武、宋昌，那是刘恒的亲密心腹；薄车骑更是刘恒的母舅，几乎没有被刘弘拉入中央的可能。

    韩颓当，如今估计还在匈奴茹毛饮血；李广，也不知道在北地的哪个地方晃荡···

    可以说，比起历史上的文景二帝，刘弘的选择面已经被缩小了大半；对于仅剩的几位，刘弘是能争取就尽量不放弃；能拉拢就尽量不清扫的态度。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刘弘有充足的时间发育种田，厘清内政，再提兵北上，完成北逐匈奴的时代使命！

    至于召见张苍，则是因为另外一件事了：楚王刘交，不出意外的辞绝了刘弘召其入长安的命令。

    对于这位师叔祖的决定，刘弘早有预料；或者说，在得知刘交婉拒入朝长安时，刘弘可谓是长出了一口气。

    ——被刘弘称之为‘汉开国大佬集中死亡期’的今明二年，汉室将有一大票宗室诸侯、大臣、开国元勋亡故；而这位历史上的楚元王，就在其中。

    若是这位师叔祖没有体会到召觐诏书中的暗示，真就收拾行装打算入朝长安，那刘弘就要慌乱一阵子了——万一这位师叔祖在路上出个什么差错，那刘弘可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毕竟这个时代，无论是道路还是交通工具都还很原始，一路舟车劳顿，老楚王七老八十的人了，实在说不准能不能撑住这慢慢长途。

    好在刘弘（刘不疑）的文学素养不错，老楚王也不愧是人精，一眼就看透了诏书中，刘弘嘴上说着要，实则很不情愿的真实意图，遂老老实实的拒绝了朝见。

    理由也十分充足——老臣年逾八十，实不堪舟车之苦，万望陛下念在高皇帝之遗德，恕臣未朝之罪。

    收到那封告罪书时，刘弘也不由为刘交的语言智慧感到由衷的钦佩；旋即以‘楚王、高皇帝幼季，朕之皇叔祖也；许楚王毋三岁一朝长安！’

    当然，刘弘允许刘交不用再按律朝觐，与历史上文帝允许刘濞不必朝长安是两个概念——反正刘交，也活不到下一次按例朝贡长安的时候了。

    刘交也是十分识趣，表示自己虽然因为年迈不能朝长安，但君臣礼数不能颠覆，所以派了几位嫡子，代替其前来朝觐。

    并且，刘交的告罪书上白纸黑字写的明确：凡宗室之事，俱有次子刘郢客代替刘交，‘协助’刘弘处置。

    除了这份光明正大的告罪书外，刘交还一同送来了另一份密奏：臣已交代郢客，一应事宜，俱以陛下之意为要！

    当然，刘交如此无条件支持也并非没有条件：楚王太子刘辟非，于年前亡故，刘交希望次子刘郢客可以成为新的王太子；此番派其代为入朝，也有让刘弘‘考察秉性’之意。

    诸侯王的继承制度，与爵位继承又有所不同——虽然如今，诸侯王的继承也同样默认以嫡长子为天然继承人，但只要嫡长子先于诸侯王死去，那继承权的判定就变得很模糊。

    ——因为《汉律·爵律》当中，规定的爵位继承制度，根本就没有针对诸侯王继承规则的描述！

    所以，诸侯王在嫡长子，即王太子早于自己死去时，将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境遇：究竟由哪个嫡子继承王位？

    通常情况下，对于这种个例，汉室的处理方式是召该诸侯王所有的嫡子入长安，然后在‘尽量选年纪大的’的前提下，选其中最贤惠，最安分的人为王。

    但这个‘最贤惠，最安分’的判定，全然有皇帝说了算——诸侯王事，乃宗亲家事，外朝没有权利插手。

    这样一来，究竟是真选个老实稳重的去继承王位，还是选个调皮捣蛋的睿智去作死，然后将来顺势废黜王国，都在皇帝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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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历史上，郦商就死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80年），具体日子无从考证（毕竟郦商又不是皇帝，能被记录哪一年死亡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不是佐吏为了剧情而写死郦商，而是郦商确确实实要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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