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刘玉的名声，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相当不错。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

    在欧洲的“沙龙”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当时还活着的刘玉，“先知”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在那之后，至少在欧洲，他在巴黎的沙龙间，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东方旗手”。

    这事，在大顺，就是个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却是个大事。

    一方面，刘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讽刺了一番，而事实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

    另一方面，刘玉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来布尼茨乐观主义——降了降温。

    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说好了，这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

    那场之前所谓的“启蒙运动加速年”之后，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各国与教廷关系等，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

    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他们更激进，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

    而舍弃来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世间虽有恶，但这是一种平衡，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发现这才是BUG最少、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反宗教、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是非常重要的。

    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

    一：为现状的批判。

    二：对未来的展望。

    不是说别的没有。

    而是说，想要伟大，这两条是必须的。

    那么，对未来的展望，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

    于是，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配上自然秩序论，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说。

    67年法国发生饥荒，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

    这是不是启蒙运动？

    当然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这就好比说，伏尔泰和卢梭整天对喷，那你总不能因为他俩意见不同，就开除卢梭或者伏尔泰的启蒙籍。

    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下。

    这不是说军事或者地缘，而是说“文化”上。

    大顺实学派的对外扩张派，秉持的是刘玉当初定下的“把世界的，伪装成民族的”。

    这是进攻手段。

    但一样。

    大顺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欧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顺的旧时代的诸多传统文化。

    是以，这个“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顺最佳的进攻手段。

    首先，这玩意儿，你别管这道、自然，到底是谁创的。是上帝、耶和华、盘古，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那都无所谓。你觉得是谁，那就是谁。关键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谁创的。

    其次，这玩意儿，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而启蒙运动中，自然包括着对未来的展望，这种展望又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的，不能说这东西在你这对，在别处就错。

    最后，刘玉在大顺一战之前，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各国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各国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整个人类都一起携手蒸蒸日上。

    这东西吧，在之前的大顺，其实影响力没那么大。

    但在支离破碎的欧洲，影响力可比在大顺这边大多了。

    人，不能虚空打靶。

    在大顺，具体到经济问题上，之前喷的方向，一直延续着盐铁论里的几个事：无非就是盐到底是否该彻底放开，商贾去经营；朝廷到底有没有必要铸钱，为啥不把铸钱下放给私人？

    而别的事，确实没法喷。比如说，之前大顺真没有说，让陕西对松苏的丝绸增加100%关税以保护陕西丝织业；也没有说，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须要穿松苏产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顺内部，准确来说，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本身存在的。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黑的，你难道去喷说这玩意儿不是黑的吗？

    所以，这东西，在大顺的影响力，和在欧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再换个说法。

    比如说，法革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在继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长子继承。这在欧洲，是要被惊呼为惊天创世之举的。

    而在大顺的民间，这玩意儿，肯定当不起“惊天创世”这样伟大的称赞，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说，没啥惊奇的，反倒觉得这不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是以说，刘玉当年的一些言论，在欧洲启蒙运动这边，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对于未来的希冀，至少在经济学上，是相信自然秩序会带来全人类的幸福的。

    还有一点。

    启蒙学者，基本都是脱产的。

    既不种地。

    也不纺织。

    他们的感受，和底层的感受，是不同的。

    这几个因素摆在这，无疑，使得刘玉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总的来说，还好。

    当然，谁要是真敢把刘玉的灵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开棺戮尸，挂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统治、交易的地区。

    只能说，刘玉的名声实在太臭。

    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顺就是坏人。

    而是说，在这之前，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标准，挂个“买办”的帽子，那是一点不冤的。

    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在议会游说，大谈【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

    这是大顺打一战，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

    包括说，当初刘玉改革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

    大顺的手工业，和先发的工业资本，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

    而真正的矛盾，在于两点：

    其一，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利润，大顺的商业资本想要，而东印度公司不想给。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呗。

    其二，欧洲的手工业、本国工业资本、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贵族，和大顺手工业、先发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这个也是不可调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觉得他们支持吗？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

    但本国庞大的羊毛土地贵族、乡绅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强大到很多年后，都工业革命了，都有力量推出《谷物法》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一个连印度土地税还没收的、当时在印度被法国打的节节败退全面战略被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哪能推动撤销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法桉？

    再说了，反重商主义，得靠自由贸易。没有大义，做不成事。而东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有利的“规矩”？

    理解了大顺和欧洲的矛盾，和欧洲这些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时大顺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弹。

    既然谈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苏纺织业，和吉吉拉特纺织业，有没有矛盾？

    这矛盾，是可调和的吗？

    大顺，能不能像之前的欧洲东印度公司一样，一年从吉吉拉特这买大几百万两的棉布？

    这和道德无关。

    大顺哪个商人脑子有虫？跑苏拉特买一堆棉布，去松苏卖？

    现在的情况，就是所谓的【欲当买办而不得】。

    这是无形之手。

    而有形之手呢？

    大顺当年起义，是因为啥？

    因为没饭吃。

    所以，大顺会认可法国重农学派的粮价无需管控、无形之手政策吗？

    至少，在粮食上，是不会的、也是绝不可能的。

    尤其是，当年的太子，在湖北搞出来“米禁”风波后，对粮食问题，大顺更是相当在意。

    这里面，就必须知道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粮食啊，其实是地里长出来的！

    而棉花呢，其实也是地里长出来的！

    多种三五斤棉花，就意味着会少收三五十斤的粮食。

    缺了粮食，就大顺这物流状况，内地地区真缺粮了，就算不考虑耗损，真运过去的时候，说不定饥民都把府衙给占了。

    故而，大顺这边的政策就很明确了。

    工商业是好的，要发展。

    棉纺织业，是大顺工商业的支柱产业，要支持。

    但还要保证粮食安全。

    那么怎么办呢？

    印度种棉花。

    那印度种棉花，岂不是意味着印度缺粮，会导致饥荒？

    那就两回事了。

    河南要是种棉花缺粮了，起义军越过黄河，说不定就把紫禁城扬了。

    那印度缺粮了，难道印度的起义军，还能翻越喜马拉雅山一路北上直冲京城？

    至于无形之手……

    只能说，在粮食问题上，法国的重农学派，刚做了个“好”榜样：别的玩意儿就无形吧，粮食这玩意儿还是悠着点吧。

    看来说，这人没饭吃会饿死，竟然是个在东西方都准确的道理啊。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历史上，印度棉纱，确确实实导致了本土的手工布产业发展，并且创下了大约6亿匹的土布巅峰。

    这也导致了大顺现在面临的现实：

    纺织业，要分开看。

    织业，只能靠外部市场，靠商业霸权和舰队决战，促进织业工业化。

    想靠大顺内部市场，直接织业工业化，那真是异想天开，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男耕女织”。

    纺业，则大不同。

    其实也很简单：就物价来说，同样的劳动量，是把棉花搓成纱的劳动量更“值钱”？还是把纱纺成布更“值钱”？

    劫夺制下的印度原棉和印度棉纱，自然会对大顺的原本经济产生冲击。

    但是，这种冲击，是可承受的、甚至有利的。前提是大顺的海军，能保证运输；大顺的刺刀，能保证原棉和棉纱的低价。

    大量的印度棉纱进入大顺本土，再飞入寻常百姓家——大顺原本专业只为搓棉纱而生的劳动者，并不多。更多的，还是自己纺棉花搓线织布一条龙。

    既然同样的劳动时间，织布比纺棉花赚的更多，那么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然是可以推广的。

    一方面，大顺解决了“改麦为棉”这个让朝廷一直头疼的问题。总有人觉得老百姓傻，不知道自己种经济作物；实际上恰恰相反，从明晚期开始，朝廷就一直头疼老百姓自发改种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价格波动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也为大顺此时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之前三十年的印度殖民，让印度棉花和棉纱，取代了本土的棉花和棉纱——毕竟，有些事在印度能干，而在大顺没法干。刘玉只能在两淮盐地圈地种棉，改良棉种；而在别处，小农经济且朝廷组织力极其低能的情况下……这么说吧，要是大顺能完成全面的棉种改良，在现有土地制度的前提下，那证明大顺的组织力已经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困难”了。想修铁路修铁路、想移民就移民。

    当然，在印度，有些事就可以干……比如组织力控制力不行，那我换个思路，变种大土地种植园不就得了？

    于是，这三十年间，大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

    这个内部市场，是对棉纱的需求。

    三十年前，大顺不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因为小农经济下，自己搓、自己纺、自己织。

    三十年后，对小农副业冲击最小的纺纱业，完成了对大顺内部市场的冲击：【各地皆用印度纱】。

    这个市场，是如此之大。

    大到，走锭精纺机一出线，大顺的商业资本、工业资本，立刻明白，这玩意儿要发财！

    因为这个市场，不只是先发地区那些对外贸易的织布厂需求。

    更有一个超过三四亿人的广袤市场：没错，我机织布或许卖不出去，但是机纱，却能从松江一路卖到甘肃！

    市场是如此之大、前景是如此之好。

    纺纱，当然是有利润的。没利润，谁纺纱？

    所以，为啥纺纱的利润，要让印度人拿到？为什么不直接进口印度原棉，运回来在本地机纺，且赚一笔原棉到棉纱这个过程中的剩余价值？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重意思：

    印度，在这三十年的变革中，在为大顺三亿多人的经济体量，提供棉纱。换句话说，印度有多少人实际上是靠纺纱出口到大顺而生存的？

    大顺和历史上的英国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历史上英国的人口其实也就将将够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以，英国可以允许印度纺纱业发展。因为劳动力就这么多，印度人纺一部分纱，这对英国是有利的。

    英国要摧毁印度的棉布，但对棉纱，不一定非要摧毁。甚至允许印度当地建一些纺纱厂。

    不是好心，而是因为人口不是太足，干这个就不能干那个，只能选最高端、附加值最高的产业去干。

    而大顺……

    嗯。

    什么叫人口不足，以至于若是纺纱就会缺人去织布？

    这个问题，大顺这边是不可能理解的。

    反倒是，大顺这边欣喜若狂，他妈的，又能容纳至少百十万的无业人口了！

    毕竟，纺纱不只创造了纱工这一个就业。还有机械制造、煤矿、运输、蒸汽机、建筑材料、住房、照明、玻璃制造等等一系列的产业。

    举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例子：你都上蒸汽机加走锭精纺机了，你不二十四小时两班倒？你都上二十四小时两班倒了，摸黑干？那你的纺纱厂得要玻璃吧？得要照明设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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