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港口处，在巴城有头有脸的华人代表在这里翘首以盼。

    香炉、香案、香车之类的迎接钦差的必备之物，都已经准备停当。

    只不过这里面的多数人，对于朝廷派钦差前来，只能说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既不激动，也不抗拒，想象中箪食壶浆见王师而来痛哭流涕的场面，至少现在不会出现。

    都说南洋的华人富庶，这话说的既对、也不对。

    对，是说巴达维亚一共种包税，华人包了18种；巴达维亚一共200多个糖厂蔗部，华人拥有195个；巴达维亚从大米到鱼虾、从烟草到酒水、从酱油到针头线脑、从赌场到妓院，几乎全掌握在华人手里。

    只要巴达维亚城外的华人，不算人，那这句话就是对的。

    但如果城外那些在甘蔗园、香料园做奴工的华人也算人的话，乌衫党、无裤汉也算华人的话，这就不太对了。

    朝廷这一次是拿了钱，替交不起人头税的华人交了三年的人头税。

    现在心向朝廷的，是城外的华人，但城外的华人并没有来迎接钦差的资格。

    而对城内的华人而言，朝廷既没有帮他们交人头税，又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当然不知道刘钰将一场大屠杀化为无形，自是对朝廷的感情不深。

    大顺内部有句话，叫流水的县官，铁打的老爷。这话在大顺说，就对的不能再对，钱从地来，控制的土地就是铁打的。

    但在巴达维亚，这话就不太对。最起码，朝廷没有表态说，如果朝廷下南洋，依旧采取荷兰旧制，制度百年不变。

    缺了这句表态，包税的上层华人对大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大顺的税收制度，可不是包税制，而且作为一个传统天朝，对于地头蛇向来是要狠狠打压的。

    大顺确实惹不起大顺的地主，那是王朝的经济基础，但商人嘛，却绝对惹得起。

    同样是钦差大臣，在大顺内部，有资格迎接的，是乡绅。是地主、家里出过科举人才的、或是退休官员，但肯定手里几百顷地是有的。

    而在巴达维亚，有资格迎接的，是豪商、包税的、放贷的、跑海的、经营糖厂种植园的。

    这就是区别，两边经济基础的区别。

    码头上，连富光等甲必丹、雷珍兰，眺望着远处的海面，内心也是惴惴不安。

    上一次史世用等人前来巴达维亚，给这些上层华人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比如把城外奴工起义，定义为打渔杀家、官逼民反。

    这就让甲必丹、雷珍兰们不得不嘀咕。

    朝廷说这一次要来宣慰华人、保护华人的权益。

    那么，华人利用包税权压榨华人，算不算华人的权益？华人利用人头税漏洞走私华人奴工、压榨华人奴工、敢闹事华人就告诉巴达维亚政府抓走华人，算不算华人的权益？

    华人因为包税权被包税的华人过分压榨而渴求少交税给华人甲必丹，算不算华人的权益？华人奴工对压榨他们的华人糖厂老板不满，为了要真钱不要铅币而打砸甘蔗园逼迫给工资，算不算华人的权益？

    如果前者是，那么后者就不是；如果后者是，那么前者就不是。

    归根结底，朝廷要宣慰的华人，是哪一批？

    是包税的、放贷的？

    是小手工业者、卖货的、小商贩？

    还是城外人头税都交不起、饭都吃不上的乌衫党、无裤汉？

    如果历史上的红溪惨案发生了，那么大顺宣慰华人，华人就是一个整体，华人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但现在，红溪惨案没发生，只有刘钰知道自己消弭了一场灾难，那些本来会死在惨案中的上层华人不知道。此时华人就不是一个整体。

    现在朝廷就来了一句“宣慰天朝海外谋生之民、皆朕赤子、出海求活实属无奈”，又加上上次史世用等人对奴工起义的“造反起家的大顺之特色的政治正确的赞许”态度，也实在怨不得这些前来迎接的华人对华夏的钦差大臣充满忧虑。

    终究，大顺是个造反起家的王朝，当初也喊过均田免粮的口号，着实可怕。

    茫茫的海面上终于出现大顺舰队的桅杆时，连富光整理了一下衣衫，深吸一口气，与身边的雷珍兰们道：“诸位，此番天朝钦差前来，是福是祸，实在难料。咱们需得齐心，不可各有心思。”

    “此番来的大人，名号咱们都听过，那是个狠人，征伐东北西北倭国的大将。听闻此人在倭国就行仁义之政，这对我等可不是个好消息啊。”

    “仁义二字，最是深邃。”

    说话间，先露出的桅杆渐渐变长，终于浮出了船身，战列舰的巨大船身劈开海浪，朝着港口这边驶来。

    比起上一次馒头去斯德哥尔摩乘坐的那艘大商船，这艘战舰带来的震撼更大。

    这些曾目睹荷兰人战无不胜的华人甲必丹雷珍兰们，第一次看到原来世界上有比荷兰的武装商船更可怕的战舰。

    战列舰，与warofman出品的七省标准武装商船舰，他们不知道具体区别在哪，但却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大和小。

    巨大的舰身，将周边挂着VOC大旗的荷兰船彻底比下去了，带有一种叫人恐慌的威压感。

    连富光叹了口气，示意锣鼓齐鸣，准备迎接。

    锣鼓声中，连富光与身边几人说道：“此番天朝钦差既来，南洋到底如何，也该明了了。只要情势明了便好，我们也好做些准备。需知日后该怎么办。”

    “你我现在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种时候，可别琢磨着互相坑一把了。有些事，真论起来，咱们都有大麻烦。”

    那几个人也都点点头。

    他们未必有很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经济学知识，但是一些经验还是有的。虽不成体系，却也能料想到一个情况。

    巴达维亚，是一个违背自然法则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首都”，这座城市承载了本没资格拥有的繁华。

    哪怕是锡兰的肉桂，明明从锡兰起航直接到欧洲，远比绕回巴达维亚再走要近。

    但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之下，锡兰的肉桂也必须要先到巴达维亚，才能分装前往欧洲。

    亦或是明明十七人绅士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对华贸易委员会，但巴达维亚的地方政府依旧硬生生拿到了一些船不能直接回去、必须要在巴达维亚泊靠的条件。

    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繁华，意味着脆弱。

    这些甲必丹、雷珍兰未必懂这里面的道理。但大顺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澳门。

    他们目睹了由盛转衰的全程。

    从前朝禁海时候垄断对欧贸易的繁华、到现在大顺允许岸上贸易导致出口港北移、如今混成了一个靠走私人口的奴工的城市，这不能不让这些扎根在巴达维亚的上层华人忧心忡忡。

    若是朝廷下南洋，旧港宣慰司、或是马六甲，无疑才是最适合的南洋省会。

    巴达维亚可能要重蹈澳门之覆辙，逐渐衰落。

    这些人在巴达维亚有地产、房产，各种产业也都是和巴达维亚的繁荣息息相关。

    即便从这一点上，他们也不希望朝廷的动作，导致南洋出现什么变化。

    而这个担忧之外，还有一个比这更可怕的隐忧。

    “富光兄，我看朝廷的意思，还是希望南洋一切如前。但依我看，此事却难。自天启元年至今，百余年间，巴达维亚对华人的政策，变了又变。”

    “从一开始的‘凡来船，若船上有华人移民者则免税’；到现在的嫌弃人太多是为累赘，百二十年，翻来覆去，已经变了十余次了。”

    “这几年糖价低，自是多余。待过几年，糖价又高，岂不是又要鼓励唐人移居于此？亦或日后不种糖，又换了别物……嘿，那爪哇人、巴厘人，都是些懒汉，如何做的活？”

    虽然自认比荷兰人低一等，但高等华人的骄傲还是有的，最起码对巴厘人和爪哇人，相当歧视。对上媚而对下傲，却偏偏特喜欢拜傲上而不欺下的关公，也算是奇葩了。

    可这话，也确实说到了关键处，巴达维亚这边的对华人移民的政策，确确实实是反反复复。百余年已经不知道变更了多少次了。

    这一次原本会有一场大屠杀的，但被刘钰消弭于无形，这就使得这一次清查华人居留证，似乎只是对华人移民政策反反复复的一个寻常事件。

    今天鼓励、明天反对；今天移民免税、明天华人加税。他们见的多了。

    这些年以来，华人都已经习惯了。都觉得过不了几天，等着糖价又涨回来，又得鼓励华人来此干活。

    连富光知道这个雷珍兰的言外之意，这不是说华人在巴达维亚的地位问题，而是在说一个很关键的法理事项——大顺的法律，是否适用于巴达维亚？如果日后巴达维亚华人又多了，又出事了，大顺有没有资格管？那些事可以管，哪些事不能管？

    巴达维亚总督，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一拍脑袋一个政策，今儿招华人、明儿退华人。

    可他们，却是在这里扎根的。

    这件事必须要弄清楚。

    华人的中上层社区，很封闭，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也有自己的评议会和法院。

    这一次没有发生的大屠杀事件暂时稳住之后，荷兰方面要求华人在自己的社区，组建自己的华人评议会。

    在华人这里，称之为公堂。

    荷兰人很聪明，他们采取以华制华的政策，就是要分化华人。

    防止出现刘钰一直在威海海军内灌输的“我不知道我是谁、但我知道我不是谁”的概念。

    让高等华人作为代理人，管辖华人，让各种盘剥的直接操作员是华人，从而达成分而治之的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天朝是个文明体系，有自己的一整套三观、道德。很多，与荷兰这边的格格不入。

    荷兰尝试过许多办法，瓦解华人的文明体系。

    正如瓦尔克尼尔自嘲过，说自己更像是巴达维亚苏丹，对异教徒收丁税——实际上确实像，因为在巴达维亚，华人信绿教，是不用纳人头税的。但除了伊教之外，华人就算信天主教、信新教，也依旧得拿人头税。

    然而，奇葩的一幕出现了，很多华人宁可交人头税，也不钻这个空子。

    这怎么说呢，其内涵心理，更像是一种别扭的比上之心。当地的爪哇人、巴厘岛人，他们作为土著，信的绿教，中上层华人看不上他们，所以不可能跟着他们一起信那玩意儿。但是，荷兰人很牛很强大，所以可以信荷兰人信的耶稣教，似乎更高级一些。

    但论传教能力，荷兰人信的新教和天主教比起来，传教能力天差地别。

    这又导致如果鼓励华人入教，基本上一股脑都跑去信天主教了。

    荷兰人是来做生意的，而天主教的各个教团、耶稣会之类，却是到处传教的，术业有专攻。

    所以荷兰人宁可当苏丹，也不希望巴达维亚都信天主教。因为荷兰人自信有当“苏丹”的经验，却不想将来为西葡做嫁衣裳。

    于是瓦尔克尼尔一边自嘲自己是巴达维亚苏丹；一边看着这么大的不用交异教徒丁银的空子，华人就是不往里面钻。

    华人社区的封闭性、排外性，以及自身背后有个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此文明之下的一整套体系，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用荷兰的法律管华人，会让华人极端不适应，甚至会严重激化矛盾。

    就拿最简单的继承权来说。

    大顺这边基本上是均分继承法，除了祖产祖业和爵位之类外，在民间，默认是父亲一死，儿子平分家产。

    这与荷兰的罗马法系不同，荷兰这边是遗嘱最优。

    但如果遗嘱和华人的习惯法冲突怎么办？

    比如一人死前，遗嘱说把所有财产都给最宠的小妾生的小儿子，嫡长子一个子都不给，按照荷兰的罗马法是要遵守遗嘱。

    但按照华人的习惯法，县官会直接判这遗嘱无效，谁敢判遗嘱有效？

    再比如离婚问题，一个华人女子在巴达维亚的咖啡馆喝了杯咖啡，抛头露面，和咖啡馆里的人交流，于是被休妻。依着理学教法，是可以被休的；但依着荷兰的法律，是不能判离婚的。

    这是文明的冲突，所以也就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局面：华人在巴达维亚生活，但发生冲突后，华人评议会和公堂，拿的是《大顺律》、以及闽粤宗族习惯来解决问题。

    荷兰尝试过要求华人遵守西方那一整套的文化体系。

    但结果就是上一个忠实执行政策的雷珍兰，死的时候，竟没有一个出面抬棺的——死了没有人抬棺，花钱雇人抬的。

    死了之后，除了自己家人没人去灵堂，这在华人世界是什么概念，无需赘言。

    用后世的话讲，此人已经在华人社区里，社会性死亡了。毕竟直系亲属是不能抬棺的，而花钱雇人抬棺，绝对是丢人丢到姥姥家的事。

    这些民事的婚嫁丧娶之外，还有个更关键的内容，直接关系到这些甲必丹雷珍兰们的利益。

    《大顺律》明确规定：不得将天朝子民贩卖出洋为奴；不得私自铸币；不得欺凌雇工；不得把持行市；不得放高利贷超过两倍本金；不得……

    这些不得，甲必丹、雷珍兰们，全干过。

    能不能执行是一回事。

    有没有，又是另一回事。

    遇到个上纲上线的，拿着《大顺律》，这群人最低也得流刑三千里戍边，很多人根本就是直接入股参与买卖奴工的，也有铸造铅币这种在大顺抓着直接砍头的。

    以前只当是个屁，反正朝廷管不着，拿着《大顺律》只是在华人社区里管一管鸡毛蒜皮的结婚死人离婚分家产之类的事。

    但现在大顺的钦差要来了，甚至据说还要在南洋驻派监督员，保障华人权益。

    那么，在巴达维亚的华人，大顺有没有资格管？

    《大顺律》对海外华人是否还有效？

    还是只有民事问题有效，其余法律无效？

    紫禁城里的那位天子，还是不是海外华人的天子？

    底层华人拿着《大顺律》，去监督员那告状怎么办？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