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税赋是一个黑洞。

    是任何一个朝臣，或者皇帝都无法触及的领域，即便是皇命，在执行的时候，也会被打折扣。

    明末税赋自万历年间，加派征辽饷，再到崇祯年间，增加剿饷和练饷，在崇祯九年起，一年高达两千一百万两白银，而征三饷，是导致百姓揭竿而起，各地起义不断的主要诱因。

    顺治元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曾经下诏：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骨刮髓。

    自顺治元年起，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诏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多尔衮深知三饷的危害，并且为此下达了必杀令，多尔衮这个人打仗不行，但是搞肃清，那是一等一的强，如此严厉的必杀令之后，有效果吗？

    答案是否定的。

    顺治二年六月，多尔衮就以【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征辽饷在被废止了一年以后，再次起复征收，而后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在同年九月份以同样的理由，再次恢复征收，仅仅剿饷累年征收就高达五百万两。

    而崇祯年间，征辽饷是九百万两，剿饷是三百三十万两，练饷是七百三十万两。

    故复照旧派征，就是多尔衮开始征收三饷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多尔衮用了很多次，顺治皇帝福临同样用了很多次。

    从基本的田赋商税之后，巧立名目，在国家性质上，设立了耗羡、平余、落地、压税、帖捐等等税赋。

    而旗人免税和旗人每月八两旗银的基础上，建立了如此多的名目的税赋，税负之重，比之明末有之过而无不及。

    所谓永不加赋的康乾减税制度，就如同双十一提前涨价，消耗大量时间成本之后，依旧溢价购买货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而且真的永不加赋吗？不加赋？那就摊派嘛，左右不过是换个名字。

    鞑清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防止所谓的海外反攻，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海禁，将沿海迁界“上自辽东、下至广州”沿海数十里地区，全部扫荡成为白地，将百姓们从沿海迁出，达成海禁的目的。

    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这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是无价的。

    就是迁民之后，这沿海数十里的白地迁界，他们本身承担的税赋，就会被转移到其他地区。

    而鞑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摊派。

    【其（界内）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相比较明末，清政府在入关之后的苛捐杂税，远甚于大明。

    不是清政府不愿意改变这种困局，是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

    废除三饷后，仅仅一年，就不得不再次恢复三饷的征收，完全是这笔税赋，你朝廷不要，自有人去取。

    你朝廷拿你的，我地方拿我自己的，互不干扰的绥靖，就是清政府入关之后，和反动地主、富户、缙绅、官吏们达成的妥协。

    是多尔衮的错吗？

    多尔衮这种打仗，打着打着都能当逃兵的主儿，它能承担的起这样的历史责任？

    这么多反动至极的措施，多尔衮他可不配。

    其实归根到底，为了完成统治，清政府的行为，完全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玩成了近似于奴隶制，才勉强保持了稳定。

    即便是改朝换代都无法避免的赋税黑洞，毕自严终于是利用推广番薯这件事，要下手了。

    “毕尚书呀，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黄立极品着茶，语气里带着几分的揶揄。内史监监丞并不在，不会记入起居注中，黄立极说话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

    毕自严看了一眼黄立极，跟这种人共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耻辱。

    什么人呀。

    “黄老师父。”朱由检的声音带着几分的训斥和严厉，对着黄立极说道：“景会掌司徒十数载，大明之顽疾，想必比黄老师父更懂其中的难处，景会肯做，黄老师父就不要阴阳怪气的嘲弄了。”

    黄立极俯首说道：“万岁，臣是怕毕尚书没把事做成，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好心提点一句，为了贪功而冒进，是不可取的。臣是个坏胚，臣是艳羡毕尚书这等，能活的像自己个儿。”

    黄立极是十分羡慕毕自严这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理想主义者，并且除了空谈以外，毕自严在皇帝的支持下，还能够脚踏实地的做事，能把握一切可以把握的机会，完成自己内心的理想。

    读书人最高追求是什么，其实就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黄立极就不是个读书人了？

    但是黄立极活在现实里，他羡慕活在梦里的人，而毕自严显然是可以活在梦里的那种人。

    明知不可为，偏要为之。

    “哼。”毕自严用鼻孔出气，并没有接受黄立极的好意。

    “好了好了。”朱由检算是看出来了，两个人从头到尾都不对付，继续说道：“既然要将番薯改为正额，这件事，朕可以应允，但是具体贯彻上，景会有的忙了。”

    “臣定不负君恩，万岁既然给了臣司徒之权柄，臣定当不竭余力。”毕自严听闻，赶忙俯首说道。

    “毕尚书莫不是要做那，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黄立极立刻混不吝的问道。

    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上一个得此殊荣的还是张居正，张居正什么下场？毕自严、黄立极、大明皇帝能不清楚吗？

    “在圣上面前，你屡次胡言，到底为何？！”毕自严猛地站起身来，盯着黄立极，这个人现在十分惹人厌了。

    朱由检却是满脸笑意的看着黄立极，这个人去了辽东一趟回来之后，就有点疯魔了，这话能当着皇帝的面这么说？

    毕自严是活在梦里的人，一心要成为道德圣人的那种人，而黄立极和朱由检却是活在现实里的人，所以朱由检能听懂黄立极的潜台词。

    户部在整合六部私库、稳定了京师物价、整合地方转运司之后，终于将手伸向了税赋之事上。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事，稍有不慎，毕自严就是万劫不复，黄立极这么明目张胆的在大明皇帝面前，大放厥词，甚至连禁忌的话题都大声的喊了出来，其实目的却是在保护毕自严。

    毕自严不懂，朱由检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黄立极是在问大明皇帝要承诺。

    有时候，恶语相向、冷嘲热讽的并非敌人，小嘴抹了蜜，变着法的花言巧语之人，反而需要将警惕。

    任何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执政者最难啃的骨头。在大明，换个首辅引起的风波，那是海面上的风浪，毕自严这个番薯入正额，完全就是深水炸弹了。

    官僚们也是会内斗的，大明首辅这个位置，虽然是个背锅位，但是也是有无数的文人削尖了脑子想坐的，所以，出事了，换个首辅，杀几个人祭天，对于官僚们而言，完全是无所谓的，暗地里不知道多少人额手相庆，空出来的阙也需要人补的。

    但是收税，搞税改，就不太一样了，这玩意儿损害的是集体利益，是要挨千刀的。

    朱由检稍微琢磨了下，笑着说道：“治国如治病，改制如同下药，药多了不行，药少了也不行，但是大方向上，还是要死人的，毕尚书尽心去做就是，朕给你的剑，可不是因为这次的转运粮草打仗才给你的。”

    黄立极立刻闭嘴了，老神在在的品着茶，对毕自严的诘责，一言不发。

    他要万岁的承诺就是这句，将毕自严手里的尚方宝剑，从因事授予变成了因人授予。目的达到了，他自然不会继续作死了。

    毕自严又开始了关于番薯推荐的议题，这一次，黄立极一言不发，除了点头就是嗯。

    “黄老师父留一下，景会你且先去吧。”朱由检留住了黄立极，而让毕自严先走了。

    “是。”毕自严出了乾清宫的时候，也大约明白了皇帝和首辅之间打的哑谜，擦了擦额头的汗，也不知道是冷汗还是热汗。

    朱由检给黄立极换了杯茶，笑着看着黄立极，这个奸臣，是越来越有趣了。

    自认奸臣之后的黄立极，虽然干的事看似都不靠谱，但是却是处处都让朱由检十分满意，这才是一个奸臣该有的样子。

    黄立极看着朱由检的笑容，越看越是心惊胆战，俯首说道：“万岁这么看着臣笑，笑的臣心里发毛，臣失言，臣万死。”

    朱由检被黄立极这个谨小慎微的样子，直接给斗乐了，这个人实在是有趣的很。

    他笑着说道：“朕也觉得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干的不错，朕正在寻找张居正的家人恩荫，你不算失语。”

    “这篇孔乙己，你发到紫金阁的邸报上吧，署名周树人，誊抄写上朕的名字。”

    “名字？”黄立极差点就要跪下了，为尊者讳，当朱由检成为大明皇帝的那一刻，朱由检三个字，就不能再出现了。

    连建奴任何公文提到代善的时候，都知道用贴黄纸替换，他要是这么干，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是大不敬。

    “哦，哦，那算了，只署名周树人就是了。”朱由检也反应过来了，自己的身份，的确不太适合这么干。

    “景会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太擅长交通，黄老师父还须像今日这般，保住他才是，大明需要做事的人。”朱由检对黄立极提点了两句，对黄立极这套阴阳怪气，他还是很满意的。

    “臣领旨。”黄立极这才喘了个大气，大明皇帝不怪他失言，他也就没那么多的顾忌了。

    黄立极也俯首离开，乾清宫又剩下了朱由检和王承恩，这推广番薯的奏议，持续了将近三个时辰，从午后，一直谈到了华灯初上。

    朱由检揉着有些肿胀的脑阔，六部尚书直接递奏疏，的确收回了皇权，但是大事小事一手抓，的确很累。

    “王伴伴，你说景会这事能办成吗？”朱由检叹气的问道。

    王承恩信心十足的说道：“臣以为可以。”

    毕自严干的事，其实不是什么不经论证的事，他做的事，其实是经过了历史考验，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毕自严走的是张居正的路线。

    鞑清政权入关之后，要多反动有多反动，按照王朝周期律而言，鞑清政权不过百年，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是为何鞑清一直维持了将近三百年？

    其实很简单，因为鞑清政权在改制上，并没有戛然而止，半途而废，同样走的也是张居正路线。

    压低地方留存比例、包盐专卖、恢复九成合格的严格京察吏治考成法、军械开支奏销制、摊丁入亩等等，这些制度改良，都是明末探索出来的道路，是不用杀人就可以做到的。

    鞑清的杀人，和这些改制完全没有任何的促进、依存关系。

    杀人解决不了问题的，剿洗哲学入脑是不可取的。

    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后，一次性杀了几千个蜀中士子，有啥用？

    倒是把大西国杀到瘫痪，张献忠始终未能在川西平原上建立有效统治。

    哪怕是南下的豪格在取得了军事胜利之后，也不得不撤退，理由是一样的，无法建立有效统治。

    杀人和改制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哪怕就是魏忠贤，阉党、阉党，用的不还是斗败的齐楚浙西党的人？

    但是张居正路线就是正确的吗？

    百年屈辱史有一个历史教训，那就是在不解决任何阶级问题和路线的前提下，试图解决外交、战争、军事等问题，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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