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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先生曾经说过,张爱玲“喋喋不休的谈性论食,开拓了文学领域里的私人空间”,而安妮也是如此,她的小说中充斥着扑面而来的物质感。
这源于上海是个前卫而物欲横流的城市,安妮也跟林卫东坦言,她喜欢上海带给人们的新鲜的讯息和感受。
所以,安妮在她的作品中,更多的致力于对物质生活的描写,香水,首饰,昂贵的衣服和鞋子,咖啡,哈根达斯等等。
其它被安妮反复提到的物质还有书籍和CD唱片,但是这些似乎更靠近精神的层面。
毋庸置疑,安妮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非常富足的。
对于安妮的要求,林卫东更多的是带着报恩的心情,尽自己能力回馈安妮罢了。
古语有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林卫东只是尽自己的能力,报答安妮对自己帮助罢了,并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
林卫东怀着疑惑的心情,问安妮:“安妮姐,你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你好像很喜欢这样……”
听到林卫东这番话,安妮显然有些不好意思看林卫东,认真想了想,才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吧,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林卫东好奇地问道:“安妮姐,你小时候有经过过什么创伤吗?”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林卫东觉得,安妮的想法很特别。
安妮笑着否认道:“那倒没有,大概就是以前的经历,让我的性格,变得和一般的女孩子有些不太一样。”
原来,上学之前,安妮被寄养在乡下,野蛮生长,童年的暴力游戏让她印象深刻,五六岁,她去住在对面楼上的一个男孩家玩,两人玩着玩着就厮打起来,都想制伏对方。
回到家之后,满头大汗,辫子散了,脖子上有指甲划痕。母亲问怎么回事,她撒谎说一直在跳皮筋,心里晓得大人知道了要骂。
隔天她又瞒着所有人独自前往,每次去男孩家路上,穿越那个光线阴暗气味潮湿的大厨房,往高高的木楼梯上爬,心跳格外剧烈。
这种危险游戏之所以吸引她,是因为通过伤害可以“确认自身的存在感”,在她刚出版的小说集《告别薇安》里有一篇《七年》,讲述的就是一对恋人,通过互相伤害的方式来感受相爱。
从乡下的祖母家被接回家后,安妮与父母始终不亲密,父亲忙于刺绣厂的生意,母亲性格急躁,家庭氛围也不和谐。
在散文里,她不止一次地回忆,小时候父母很少带她去电影院、游乐场、逛公园,到了青春期,更是可以同处一室却好几天不说一句话。
所以,她的性格变得内向独立又敏感,离家出走,早恋,从外界找补偿,也读大量文学作品和暗暗流行的地下文学,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思想。
安妮语重心长地说:“孤城,我们的事情,你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可以答应我吗?”
林卫东信誓旦旦地说:“当然可以啊,放心吧安妮姐,我没那么傻,就算我真的说出来了,别人也不会相信的。”
缓了缓,林卫东接着又有:“安妮姐,那以后,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吗?”
安妮想了想,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其实林卫东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便点点了头:“嗯,那就顺其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安妮又问:“孤城,你还会继续写书吗?”
林卫东思索片刻后,说:“应该还会再写。”
“有没有想好写什么类型的小说?”
“还没考虑好。”
“你呢?你会一直写下去吗?”
“会吧,我热爱写作,我享受写作带给我的快乐。”
诚然,就像安妮自己说的那样,不上班的时候,她总是早上五六点就起床了,八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中午,午饭后休息半小时,再写到下午四点。
她感觉自己在一个深山洞穴里,几乎不停歇,累了就在沙发上躺十几分钟,缓过来后又继续。这是她习惯的写作方式,“穴居”、日以继夜、当作体力活儿。
写到最后,是她被小说拖着拽着往前走,一种喷涌的感觉出现,之前从未有过。
每写完一部作品,安妮都感觉满意,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有种腾空感。
而读者的反馈是她重要的动力来源,她喜欢在书里,引述读者的来信,诉说着阅读感悟或她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安妮很在意这种反馈的感觉,她是渴望被爱的,也渴望被重视。
其实林卫东对安妮的这种要求,并没有觉得反感,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半夜,林卫东被膀胱的尿意憋醒了,打开灯,房间里寂静空旷,看了看床上躺着的安妮,再看看墙壁上大幅的黑白照片,是她的男友去英国之前替她拍的,照片中的她脸上有脆弱而天真的笑容。
第二天,林卫东下楼的时候,安妮还在床上熟睡,过了不久,他便坐上了从上海飞往阳城的航班。
在林卫东看来,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节制和约束,无规矩不成方圆,自由过了头,就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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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本书上架还有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