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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苦难:第七十一章

    “晓静,你说话不是喜欢说“俺,俺,俺”的么?干嘛又改口,不说“俺”说“我”了!”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曾仕湖和廖晓静就起床了后,曾仕湖似乎发现廖晓静讲话变了味,忍不住好奇,向她问道。

    “我想做你的女朋友了!那不改改口音嘛!其实普通话有啥难说的,刚开始认识你们的时候,我是故意那样说,看看你会不会笑话我,见你不笑话我,以后你带我出去,也不能表现得太土啊。”

    “晕!”曾仕湖听到这个哭笑不得的答案后,忍不住又说出他那种不拘一格的观点:

    “什么话叫做“土”,什么话叫做“洋”?这是没有标准的,难道广东人、香港人说的普通话“洋”?说实话如果以北京普通话为标准,或者以电视的普通话为标准,粤语味的普通话实在是“不堪入耳,不敢恭维”。

    语言是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工具,只要思维清晰,不要词不达意,说半天别人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能听懂就可以!

    至于口音,当然能改一下也是可以的,免得别人听不懂。但改不了也没办法,自己从小就那样说,口音是根深蒂固的,说什么样的方言是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我们的伟大领袖,一口湖南话,但并不妨碍人家写出那么多的诗词歌赋,并不妨碍人家指挥千军万马,并不妨碍人家写出哲理性极强的鸿篇巨著。所以笑话别人说话口音的人,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笑话,看不透事物的真相……”

    “我才晕你,我改一下口音你能说出一大篇大道理,那我改还是不改啊?”

    “随便你呀,我不会觉得你说“俺”有多土,反正我听得懂,如果我听不懂,会叫你改。我还想问你一个事,你先答应我问了你不许生气。”

    “问吧,我不生气。”

    “那你穿得那么“土”,也是故意的么?”

    听到这个问题后,廖晓静神色又黯然了下来,说:

    “不是,我没钱买衣服,穿的都还是以前老家带来的……”

    “怎么会买衣服都没钱呢?据我所知,你们厂的操作工,每个月工资都会在1100-1200左右呀?你又是住宿舍,怎么会连买衣服的钱都没有呢?”

    “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寄800块钱回家,我能读完初中,都是我强烈要求下才得到的,我和我继父说,给我上完初中,有初中毕业证才能去广东进得了厂,打得了工,这样我才得上到初中毕业,我答应他,毕业后每个月给家里寄800块……”

    “马拉个币的,那门子的道理!草,供小孩读书,受教育,是家长天经地义的任务和责任,居然这个也能谈条件?那就因为这个,你就必须每个月寄800块钱回去?寄多久,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也是你而已,如果换成我,越是这样我越不寄钱,世界上那来的这个道理。养个小孩,供小孩读书付出的那点钱,要像放高利贷那样?以后要连本带利地一起收回来?你继父没手没脚不能劳动么?年纪轻轻养活不了自己么?要靠你每个月寄钱回去才能过生活?我估摸你寄钱回家也是给他拿去赌掉玩掉吧?”

    曾仕湖听到廖晓静的话后,觉得他继父的做法严重的超出了为人父母的底线,比他自己父亲“半仙兄”更恶劣百倍,虽然和自己无关,但仍然忍不住觉得非常气愤,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不满。

    “你别生气!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我不会再这样给家里打钱的,我也要顾及我们自己的家,我答应我继父,打够一万块给他,以后有钱就打,没钱就不打,不用再像现在这样了!但是我答应他寄一万块,每个月寄八百,如果现在我不按时寄回去,他就会打俺娘来出气……”

    “畜生!老子见过人渣,但没见过这么渣的。晓静,我不是看重钱的人,我是觉得你继父那种做法,已经不配为人父,为人夫。

    做为儿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赡养是指父母年迈无力之后,而不是像你继父这样,身强力壮却剥削自己的继女,你以后可以不认他。”

    曾仕湖说完后,似乎又意识到自己说得有点不对,外人不应该这样劝说子女不认父母的,而且骂得也有点过分,什么畜生,人渣都出来了。他缓了口气,说:

    “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你家的情况有点特殊,那你每个月这样给家里寄钱,你自己还能剩下多少?够用吗?”

    “还剩400来块,基本上够用,你知道我平时住宿舍不用交房租,就吃饭而已,一天10块钱就够了……”

    “好吧!如果以后你钱不够用,可以在我这拿点,我和仕强工资都还算可以,我们不用每个月给家里寄钱,我父母都还能自己养活自己,甚至还能倒帮点我们。走吧,差不多到时间了,我送你到厂门口,我也去上班了。”

    说罢曾仕湖骑起锁在出租房一楼的单车,搭上廖晓静,在路边随便买了份早餐,送她到了厂门口后,又独自骑去自己上班的地方…………

    时光荏苒!每天都是那种单调的两点一线的生活,时间却过得飞快。一转眼两年过去了,不过2001年,2002年的春节。曾仕湖、曾仕强两兄弟都没回家过春节!并不是他们不想回去,或者买不起比平时贵3-4倍的车票,而是那年代春节想回家实在是太难了。

    当年广州春运时的各种乱像,相信只要是那年代的人都会记忆犹新。

    当年的火车站是全国各地的文明死角,脏乱差,扒手出没,票贩子猖獗,还有诈骗抢劫、卖淫贩毒……无奇不有。

    曾有报道记载,1993年3月下旬,前来广州参加研讨会的五六名代表相继在火车站一带遭到抢劫、偷窃、殴打或污辱。有的代表刚下火车,在公厕内即被歹徒强搜腰包。事件发生后,两位与会代表愤怒不已,提前离开。广州火车站一度成了外来者的噩梦。

    这也算是那年代的特有现象吧!而造成这一丑陋现象的原因,应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火车站滞留的人实在太多,人满为患,流动过大造成监管不力。

    而为什么会出现滞留,直至人满为患,诺大一个广州火车站广场,春运时居然连人都站不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当年运力不足。

    作为全国外来人口最多的一块地方,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每年要从这些地方返乡过年的人以数千万计,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这些人要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而当年自己拥有小车,有条件自己开私家车回家的家庭又少之又少,对火车站的压力,对铁路公路运输的压力可想而知了,所以火车站的各种乱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春运现象,起源于改革开放后,春节期间返乡人员的大规模流动,90年代就达到了高峰,人流量过大,运力不足的矛盾在春运期间展露不疑,据相关资料显示:

    199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上升至12.2亿人次,春运压力爆发,当年衡阳火车站还因此发生踩踏事件。

    一次事故,背后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开始崛起的时间注释。

    1995年,有了前车之鉴,为了控制春运客流量,国家开始强制采取一些措施:一是民工使用单位要将不少于60%的民工留在当地过节;二是民工输入地区春节后一个月内一律暂停招收外地新民工等。

    但各种管制措施,依然阻挡不了春运规模升级的势头。1995年当年全国春运旅客运量依然达到14.28亿人次。

    1996年,民工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年全国客运量约16.2亿人次。

    1994年到1996年,2年期间,客运量多了近4亿人次,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导致的。

    1998年,是上世纪90年代客流量最多的一年,当年全国旅客运量高达18.2亿人次。

    这是特别累的一次春运,那年的归家路途显得格外不同,因为和往年不同的是,当年春运海陆空都出现了旅客滞留严重的现象。

    当时的广州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广州火车站在客流高峰的两天半运送旅客50万人次,相当于运送一座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这在世界上堪称奇迹。

    那个年代,黄牛党泛滥、偷盗事件频发,甚至为了限制流量、错峰出行,中国铁路部门甚至一度采取浮动票价制度。

    一花一世界,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故事。春运到了那个年头,更让各地游子在归家路上五味杂陈,离家不易,归家更难。

    不过当年曾仕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就算是“春运”等顽疾。在N年后,伴随着大量的私家车普及!在一条条高速公路贯通之后!一列列的“复兴号、”“和谐号”高速列车开通之后!“春运乱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乃至消失!

    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成了各大城市文明的窗口,各种违法乱纪,甚至不文明的现象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乃至根除。

    衣着整齐考究的普通中国老百姓,手上提着一个或两个行李箱,井然有序地在火车站检票口排好队,刷着从手机上早已购买好的火车票。进入干净、整洁、漂亮、恒温、高速、安全、准时的高速列车组车厢,以200-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回到自己千里乃至几千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团聚。

    “火车站文明死角”、“春运乱象”等丑陋现象,像垃圾一样被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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