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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之伟大舵手:第68章奸商

    这个李逢春出奏日:“东厂不可信,难道这个晋省的官员和边将可信?八姓蝗商为建奴输送物资,这么大一件事,当地官员,这会无人知晓?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己烂透了,己被人全部收卖了。”

    这个李逢春这么严厉的指责,许多人都觉得不爽,当地官员全被收买,意味着朝廷有司的失职,这个韩爌道:“李大人,没有证据的事请慎言。”

    李逢春顶道:“怎么慎言?朝廷司法部门查的,出具证据的事都说不可信?那什么才可信?晋省的行商没出路,就要将这个物资卖给建奴,然后在辽东占我们的城市,屠杀我们的百姓?然后朝廷再每年征集五百万两辽响,数十万大军去征讨?”

    韩爌道:“李大人如果稍有认识,我应该知道互市是晋省边境和平的基础,这受灾的蒙古诸部没有物资外充,必定会南下扰边,这战事一起,损失的人命和物资可就不止于百万了。”

    李逢春道:“这大明边军,难道是纸糊的,吃干饭的?他们敢来,边军就应该打,难道我大明天朝上国,连卖不卖东西给他们,还要他们同意?我大明可不是赵宋,这蒙古也不是金国。”

    这番话完全是无视现实,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自我陶醉,韩爌对于这样的人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这韩爌在此事上持反对立场,并不是他收了钱,而是此事在当地有害无利,这会造成内无生意可做,外有穷疯人了的蒙古人靖边,加上东厂缇骑四出,在当地杀人放火,搜捕官商,造成人心惶惶,民怨四起,晋省乃是京城之肩,一旦有事,京城首当其冲,当地己有大批民众蹿连,准备上京城告御状。

    韩爌是相当无语的,这东厂在干什么,完全是在捅马蜂窝呀!

    这时,皇帝朱由校道:“晋省封边,后果如此严重,然经济封锁建奴,不向沈阳之北输送一针一线,这是国策,着大理寺卿聂大人以钦差大臣,赴山西查明八姓蝗商私通建奴及东厂不法之事,另请与当地贤达共商如何重开榷场,前提是确保物资只能用于蒙古,有一粒粮食一针线流向辽东,立即叫停。国朝善侍商人,税收之低,历代之冠,然而封边一日,就四起鼓噪,这商人果然是无情无义只重利之人,朝廷一向藏富于民,而今国进民退,却宁死不从,无视朝廷之难处,无视百姓之生死,仕农工商、龙虎狗鼠,敕令都察院十三道御史,明查暗访,朝廷官员家中有从商的,一律劝退,不得有误。”

    皇帝在发怒,下达了两道具体的指令,群臣们再也不敢争,照命而行。

    只有这个聂正叫苦不迭,他知道这里面的水很深,干系有多大,等于得罪了山西大多数官员和将领,干好了不会有奖励,但干不好,随时会丢官。

    这个东厂缇骑在山西边镇,大肆的搜捕杀人,却要他去擦屁股。

    在这件事之上,分明是皇帝本人在推动,偏偏却没有向他交待事宜,这是把他边缘化,当枪使呀,放火上烤呀。

    米柱对这时代的官员表示极大的失望,他们一方面与建奴死战,另一方面则是放任商人们与建奴通商做生意,以这些人的精明,不会看不出这其种的危害,只看他们只要皇帝一收税,他们就拼死反对,简直是油泥鳅,比鬼精,这应该是朝廷是大家的,银子却是自己的,千里为官只为财,只要有钱挣,他们不会在乎任何事,这才是关键。

    建奴第二代领导人在决定双方命运的松山大战之前,双方屯兵数十万,陈兵于松山一线,展开血战。他没有忧虑这前线传来某旗某营兵败的消息,而是担心明廷突然下令,封锁边关,禁止商旅往来,在这个兵凶战危,大雪纷飞的时刻,范永斗的商队冒着风雪严寒而来,送来了皇太极急需的一切,情报、粮食、衣物,应有尽有。

    建奴定鼎天下之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泼天的富贵,如非天大的功劳,会有此封赏?这八大蝗商不灭,大明迟早必亡。

    所以这米柱派出旗下大将王天正,去山西,将一帮无耻之徒,一网打尽。

    米柱授了权:“找到了证据后,不必有任何顾忌,往大里搞,最好把天捅个窟窿!闹得越大越好。”

    一开始,这个王天正是不敢去的,一直至这个米柱亮出了一张底牌了才心动,米柱为什么会放任李天华、王天正、孔德兴沆瀣一气,干那些目无君父的无耻勾当?还不是要拉这个人下水,让他下死力。

    要说大明朝这几十年的金融中心,山西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从一百多年前,晋商就是全国资本最雄厚的商人群体。

    要知道,自唐以后,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山西、陕西等地逐渐凋敝。明代更是地贫民饥、战火不断,这里商业环境肯定和富庶的江浙之地没法比,但却出现晋商这个富可敌国的商人群体。

    晋商的发迹史离不开朝廷边军的后勤制度。自土木堡之变后,朝廷精锐尽失,再无力对外发对战争,北方边境由进攻转为防御。沿着长城,自山海关到嘉峪关划分出九大边镇,也就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等九镇。戍守九镇的军队有数十万,这么庞大的军队后勤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九镇处于边境,经常处于战火之中,自然没办法发展农业,所以只能从江南富庶之地运粮到九镇。但这么远的路途和当时的运输能力,运输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运一石粮到边境的费用竟然高达七石。后来有官员提出了开中法。

    就是说让商人把粮食和军队需要的其它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

    开中法一出,山西商人凭借地理优势积极参与其中,并迅速积累财富,晋商自此开始崛起。这段发迹史无可厚非,凭本事干货挣钱,谁也不能说什么。但随着经商日久,胆子越大,晋商对资本的追逐也越来越没有底限。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贸易伙伴——蒙古。

    这时候的蒙古已经四分五裂,也没什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太苦,除了牛羊也不产啥东西,生活物资奇缺,年年犯境就是要抢点生活物资。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能好好做生意啊,当官的和商人都不愿两国好好做生意,当官的是怕风险太大,毕竟这帮人抢惯了,谁知道是不是做着生意又开始抢了。商人是怕耽误走私赚钱,开放市场了哪有他们的暴利。就这样,晋商通过走私的形式开始将粮食、茶叶等输送到蒙古换来大量财富。

    万历后期,奴儿哈赤起兵建立后金,晋商们的外贸生意受到了严重打击,因为面对建奴的攻击,明朝军队屡战屡败,于是就使用经济战,对建奴进行经济封锁。建水物资奇缺,虽然从大明抢掠了不少的金银财宝,但抢得大批的金银珠宝不能吃不能喝。而晋商手里有大批的粮食、铁器等战略物资。于是,晋商不顾国家利益,向建奴走私粮食、火药、金属、盐等物资,从而获取巨利。

    这么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没有当地官员、边军将领的默许和支持,是干不了的。

    这王天正知道这水深,所以不太想去,你和大明朝最有钱的财团作对,这不是找死是什么?所以在来山西前,他将亲族全部接走,送往秘处,他来到这里后,始终是呆在军营里,绝不外出,晚上睡觉都必须换几个地方。

    当然,这个也与王天正来到这里后,下手也是极狠有关,他一来就砍了上百名参与走私的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大蝗商下狱。

    更是率领五千精骑,接管杀胡口,将这走私重要关口的将领全拿了,基本杀了个遍。

    王天正心狠手辣,喜好严刑拷打,一旦被他拿下,必定大刑伺候,这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有招供。

    这东厂的诏狱特权这就体现出来了,一旦确认有罪,马上处决,才短短的十天时间,一共杀了三百多人,杀得当地人心惶惶,民怨沸腾,人称王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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