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可成所任命许都的徐州四面牢城使，这一官职也来自李自成、牛金星绍述先唐的复古官制。

    牢城使是唐五代以及两宋时期的一个重要使职官，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后梁时曾避讳改为牢墙使，后唐时又复称牢城使，五代其他各朝及宋朝皆沿袭之，十国中也有出现。

    关于牢城使，《宋史》明确记载说：“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宋太宗在雍熙二年也曾经下诏称：“偷盗满七贯者，决杖、刺面、隶牢城。”

    可知在宋朝的时候，牢城使的概念更多是作为一个机构，起到关押罪犯并充劳役的作用。

    五代时期的后晋高祖天福八年，也有相关的敕书说：如乡村妄创户及坐家破逃亡者，许人纠告，勘责不虚，其本府与乡村所由，各决脊杖八十，刺面配本处牢城执役。

    说明五代的牢城至迟在后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督管罪囚配隶的司法机构性质。

    但牢城使一词，在唐代和唐以前则并不是这个意思。

    李自成和牛金星这一对君臣，作为铁杆的盛唐复古主义者，当然不会取我大送时的职官寓意。

    唐代的牢城使继承自北魏，是负责选拔民兵、修缮守城，特别是战时负责统管城防全局，守城防卫的官职。

    唐代后期在州阵军中还曾经出现过所谓的牢城兵，这就和现在许都组织起来的那批搢绅团练、豪杰散勇和奴婢武装一样，属于具备民兵性质的城防军，与宋代牢城使的押管罪囚、督促劳役之事根本无涉。

    唐末时，高骈时任淮南节度使，他在扬州被叛将毕师铎包围的危急关头任命其从子为牢城使，至少可以看出牢城使是由节帅辟任的，且是其身边极其亲近紧要之职。

    而大顺的官制，就是在唐朝的基础上改良而成，虽然内里实质多采用了明朝职官需要的内涵精神，但无论是名称还是一些改良官制的地方，都和唐朝官制存在极大联系。

    在唐代，牢城使、牢城兵俱为临时委派设置。唐末牢城使当为临时差遣的使职军官，并不常置，大顺军中的牢城使虽然也有临时性，但比唐末时期则更加固定化一些。

    谷可成以许都为徐州四面牢城使，就是将主持徐州城防任务的重任，几乎都交到了这个参加大顺军不久的年轻人手中。

    巨大的信任和责任感，当然还有面对多尔衮虎视眈眈的危机感，都让许都必须打起十万分的精神，将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完全投注到徐州城防之上。

    为了坚壁清野的考虑，许都已经下令拆除了徐州城外缘的全部民宅庐舍。这对于那些居住在徐州城城墙外侧的平民百姓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但是大顺军的物质力量又是这样的丰厚，当此民气沸腾、人心可用的时候，阎尔梅也极力劝说许都，不要因为拆除民房的小事而影响到大顺军此刻已经逐渐树立起来的王师形象。

    阎尔梅在看过了大顺军仓储的丰厚情况以后，直接提议：

    “诚如六国论所言，以大顺的物力分配，足可以封天下之谋臣，礼天下之奇才。现在睿酋倾巢而来，是欲一击决天下，角斗之势已成，大顺军此战战胜，则不唯独中原，即便天下也是半入晋王囊中。

    比较如此丰厚的回报，许生你又何必吝啬一点点的金玉米麦呢！”

    在阎尔梅的强烈要求下，许都便从徐州的仓储中取出大笔顺军存粮，以高额的钱粮作为补偿，弥补所有住房在城外的平民之损失。

    这一消息公布以后，全城可谓大哗。虽然也出现了少数奸猾的文人和大豪绅大户，妄图夸张渲染自己在城外的田宅是如何广阔奢华，以骗取大顺军的补偿金。

    但阎尔梅熟悉徐州搢绅，只要有他在，一般的小民或许还控制不住，较有名头和财力的士绅一流，到底有多少家底，那是决计不可能骗得过阎尔梅的。

    至于阎尔梅所不熟悉的一般小民，即便夸大了自己的财产损失，能够骗取的大顺补偿钱粮限于规模和见识，也是相当不足一提的。

    对于徐州的大战，本地的军民百姓经过这一段时间各种消息的冲击后，早就做好了付出极大代价和牺牲的准备。

    大部分人并没有考虑过，在大顺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多尔衮攻取徐州”的战略里，自己究竟是不是那个要被牺牲掉的“代价”。

    可是当许都决定补偿百姓因坚壁清野而导致的田产损失时，人们对于徐州会战的前景，便骤然出现了特别强烈的希望。

    无论如何，像大顺这样一个朝廷，的确让徐州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新朝雅政”的好处。这和营田制不同，在营田制改革中，有人受益，也就必然有人受到损失。

    营田制改革是一次重新分配，是在有限的利益中做零和博弈式的再分配。而现在许都密布徐州百姓的损失，依靠的则是大顺军极为强大的农业生产力。

    普天之下，论农业生产能力，在李来亨已经巩固并且正在高速推广的营庄制面前，清廷、南明，甚至是张献忠的西明小朝廷，那都是萤火比于皓月，何止是微不足道，简直是让人不忍一哂。

    虽然多尔衮一再强调的“开封藏银七千万两”的传说，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但清军南征途中所见，大顺军的每一处辖区、每一个根据地，那种充满勃勃生机而蒸蒸日上的富足模样，都让满洲人相信，有这样的统治，作为大顺政权中心所在地的开封，一定是一座比在崇祯手上已经破败了的燕京，更富有和繁荣的城市。

    这一点并无虚言，河南和湖北的所有仓库中，要么装满了粮食，要么就装满了布匹和军械。营庄制改革所解放出来的庞大生产力，没收明朝藩王宗室和拷掠不法士绅大地主所得到的巨额浮财，这一切都致使李来亨的手中，终于掌握了一份连崇祯皇帝都不敢想象的庞大资源。

    以方以仁的估计，光中元年的夏收和秋收以后，仅仅依靠湖北、河南两省的全部，山东一省的大部，还有湖南、山西、北直隶三省的一小部分，大顺政权就可以掌握折价下来相当于近三千万石粮食的资源。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明朝精英阶层认识中，明朝国力最为强大、统治最为严密的时代就是国初洪武时期。而洪武朝，朱元璋制订的税额就是三千万石左右，在明太祖看来，三千万石的收入，足可以支持大明朝的对内统治和对外战争等一切活动。

    而现在，大顺仅仅是控制了河南、湖北两省的全部，以及山西、北直隶、山东、湖南四省的一部分，最多再加上汉中和潼关这一府一县之地而已，竟然就拥有了等同于洪武时期明朝岁入的物质资源。

    以这样的基础，许都当然对战事的前景充满自信。

    “天生晋王以治平明季末世，我辈生逢圣主之时，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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