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北伐！

    历史还是按照原时空一样的上演了。从广州誓师出发的北伐军依旧是兵分两路，一路走福建沿海直扑浙江，一路自湖南北上后分兵江西，两面夹击孙传芳；主力则从长沙直上武汉，解决吴佩孚。

    雄踞江浙的孙传芳还是不甘心轻易地将地盘交给民党，依然派出了所有的军队，妄图将北伐军阻止在南昌一线，并希望能在吴佩孚的配合下，重创中路北伐军。

    而吴佩孚也集中重兵，企图借助湖南的水网地形，阻击北伐军的脚步。

    奈何，得到亨利加强了大量火炮和轻重机枪的北伐军，根本就不是吴佩孚的腐化了的军队可以阻挡的。从七月九日常凯申誓师阅兵开始，到北伐军攻克长沙，不足二十天时间。

    到了八月十二日，常凯申召开军事会议，再次确定了此前发动方案，不过由于此时的党军和其他派系的革命军扩张迅速，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吴军发动进攻。

    8月19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进攻。右纵队第4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10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12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经过激战，守军由北门退入城内。**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猛攻，击退守军，攻入城内。平江守军1个旅被缴械。

    与此同时，右纵队第7军第1、第2旅分别占领浯口、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向张家牌前进。第8旅猛攻将军山，遭守军反击。第7军使用预备队从两翼投入战斗，击退守军，攻占张家牌。

    左纵队第8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未遭抵抗，即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前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而此时的吴佩孚为了解决湖北面临的危局，亲自率领湖北暂编第四师和中央陆军第八师与八月二十五日抵达汉口，同时命令从湖南前线退下来的部队死守武昌城南部的几处险要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汨罗江。

    士气高昂的北伐军第四军独立团**部以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一口气连续突破吴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及汨罗江防线，直抵武昌城下。

    如果按照原时空的历史，虽然同样是**独立团为如破这三道防线立下大功，但他们的伤亡一样不小。但在现在这个时空，就不一样了。北伐军此时拥有大量的火炮，即使不如美军将75mm火炮下放到团一级，也不能在所有的部队里都配备，但独立团不一样啊，那是最纯正的黄埔学生担任全部军官位置的部队！所以，以第四军之力，保证了独立团的连一级能够配备一到两门60mm迫击炮，重机枪也能在连一级配备四到六挺，而轻机枪跟能做到每班两挺的程度。

    忘了说了，此时的民党党军的标准是按照美制16人一个班的三三制编练的，虽然缺少重炮和装甲部队，但一个师级编制也能达到两万多人的规模。

    吴佩孚虽然也是号称北洋名将，但由于信息的缺失，对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尤其是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党军的实力并不了解，但也更重视这只进攻势如破竹的主力军队，于是在武昌城集中了他手中的全部主力，妄图在武昌决战。而在武昌城背后的汉口和汉阳仅仅安排了湖北暂编第二师和河南暂编第二师负责防御。

    于是与原时空历史不同之处就是，在武昌城集中了北洋系统的第三、第八、第二十五师和武卫军以及第十三混成旅，最后一个师级编制部队河南第十师与参与湘军赵恒锡部负责在汉口、汉阳外围警戒。

    得知吴军的部署后，作为总指挥的常凯申并没有命令部队强攻，而是在征求了美国军事顾问后，派遣部队过江抄武昌城的后路。众所周知，武汉这地方俗称武汉三镇，就是因为长江和汉水在武汉汇合，将武汉分成了三块，江南岸为武昌，而江北岸是汉口和汉阳，并且著名的汉阳兵工厂的位置也在江北，所以，只要拿下兵力薄弱的汉口、汉阳，武昌城就丢掉了坚实的后盾，数万军队被困武昌城中，外无援兵，内缺弹药，只会加速吴军的崩溃。

    但要想牢牢地牵制住吴佩孚，不让他有机会援助江北的部队，就必须有一只足够强硬的部队不断进攻武昌城，直到侧翼抄袭的部队完成占领汉口和汉阳为止。

    这个任务同样交给了屡立战功的**独立团。

    而防守武昌城的吴佩孚手下的几个北洋中央军部队，都属于直系的精锐部队，配置的火力也是非常强悍的，按照民国初年的编制，每个北洋中央军的师级编制都应该配备54门山炮或者野炮，虽然实际上各师之间会有差距，但总的来说，这几个中央师还是能保证每师三十余门火炮的数量的，而重机枪在这些北洋正规师里配置的就不同了。

    比如曹锟率领的嫡系第三师，最多装备过72挺重机枪，在北洋的编制里就属于严重超标的。吴佩孚率领的其他的比如第八师和第二十五师编制的重机枪没有那么多，但也有48挺以上。

    所以，武昌城简直就是一只刺猬，不仅火炮众多，而且对步兵杀伤力最大的重机枪也足够密集。如果北伐军还想像原时空那样玩集团冲锋、敢死冲锋，只会是得到尸山血海的结果，可能最多就摸到武昌城的城墙！

    曹锟和吴佩孚的直系，是属于亲英美派，也就免不了自己部队的装备、编制等信息被和他们关系密切英美商人透露出去，所以同样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北伐军同样掌握了北洋军队的兵力、装备情况。

    既然做到了知己知彼，常凯申的美国军事顾问们就不会建议常凯申强攻。虽然，美国人可以不在乎华夏军人的生命，但每一个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些军事顾问很多都是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和那些进入军队担任中下级军官的黄埔学生们也是感情深厚，怎么会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呢！

    那么围城就是最好的选择。为了避免吴佩孚察觉北伐军的意图，军事顾问们建议常凯申集中党军第一军全部的火炮，和武昌城内的北洋军来一次凶猛的炮战！

    要知道，亨利这些年给广东送过去的火炮的数量可是真不少，不说别的，仅仅就火炮射程一项，75mm的山炮就是北洋系统装备的75mm山炮所不能比拟的。还有射程更远的105mm山炮，更是足以完虐北洋。

    一场规模浩大，足以登上民国炮战历史的大战开始了。

    常凯申在武昌城正面部署了全部第一军以及从其他部队借调过来的火炮，足足一百四十门75mm口径以上的火炮，对战北洋军布置在武昌城内的八十余门火炮。

    射程和数量往往是决定一场炮战胜负的关键，所以，这一场武昌城下的炮战，北洋系统是输了！不过，北洋军输得并不只是几门火炮，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民心和军心。

    同时，由于吴部北洋军的注意力全放在武昌正面的北伐军，时刻担心北伐军会借助炮战的胜利，直接攻城，所以就没有发现北洋军分兵渡过长江，从武昌的背后，席卷了汉口和汉阳。

    湖北新编第二师本就是湖北本地人组成的，战斗意志不强，在吴军系统中也是属于二等待遇，所以，北伐军一过江，这支驻守汉口的部队就弃暗投明了，不仅如此，湖北新编第二师还自告奋勇当先锋，引导北伐军再次袭取汉阳的河南新编第二师的部队。

    而河南新编第二师属于客军，那个时代华夏人的乡土观念都非常的强，背井离乡为别人打仗，本来就士气低落，而且河南新编二师也属于二类部队，拿到的军饷和开拔费也比北洋第三、第八、第二十五师要少。

    于是，在湖北新编二师的反水带动下，这只部队也没有进行积极地、坚决地抵抗，很快就从汉阳城北向河南撤退了。

    汉阳兵工厂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地落入北伐军之手，同时平汉铁路也被北伐军切断，盘踞在武昌城的吴佩孚的后勤补给和北撤的最近的、最快捷的通道也被切断。

    孤立无援的吴佩孚再也不敢困守武昌，他能够选择的就只剩下一条：突围！而且可以选择的方向，只有向西去四川，或者向东去安徽。吴佩孚选择的是向东，去南京——那里有渡口，可以北过长江去往扬州，然后北上安徽——与曹锟汇合。

    突围之路是艰难的，吴佩孚也不愧是和北洋军中的宿将，他利用声东击西，隐真示假的方式，将自己麾下战斗力最强的第三和第八师带出来重围，但是重武器几乎损失殆尽。撤退到安徽后，第三师原来装备的七十多挺重机枪只剩了三挺，火炮只剩下八门。而第八师更惨，重机枪一挺不剩，75山炮野炮还剩七门。

    击败了吴佩孚后，整个江南地区，就剩下孙传芳一个对手了。

    与原时空历史一样，常凯申还是犯了冒进的错误，致使南昌得而复失，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大局，因为派去南昌的并不是由黄埔军校生为根基的党军，而是唐生智指挥的湘军部队。

    就在国民革命军主力拿下武昌的同时，北伐军的东路军，也顺利全据福建，并进入浙江，开始威胁杭州，迫使孙传芳将布置在江西方向的部队回撤浙江——那里是他的财赋之地，不容有失。

    不过现在孙传芳面临的局面是北伐军的三面合围，击败吴佩孚军队后的革命军主力沿江东进，一路直奔南京，威胁上海，一路再度包围南昌，一路自福建北上，要切断他在江西部队的后路。

    与此同时，受到北伐军的鼓舞，红党在上海发动了多次工人起义，尽管没有能够夺取上海，但已经扰乱了孙传芳的部署——不希望看到上海沦陷在战火中的列强纷纷给孙传芳施加压力，要求和平。

    就在孙传芳还犹豫是否继续打下去的时候，常凯申的惯用手段开始发挥作用，孙传芳麾下的几个重要将领通电宣布革命，转变了立场。看着自己的军队哗变和分裂，自知无力与北伐军争锋后，孙传芳只好通电下野。

    原时空中孙传芳和张宗昌等人组成安国军进行顽抗和反攻的计划，在这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现在，整个长江以南多战火消散了。

    派驻常凯申身边的美国军事顾问和观察员也结束了他们的工作，于1926年12月回返美国，向美国政府和军方述职和报告他们观察到的华夏军队的情况。

    华夏在民国时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或者说是一个军政两届的规则，就是只进行台面上的竞争，竞争失败，就宣布下野，而胜利者也不会对失败者进行追杀，甚至依然可以坐下来共商国是。

    而失败者也不是没有机会东山再起，比如阎老西和冯基督都曾经有过通电下野、交出权力的历史，就连民党军总司令常凯申都不止一次地宣布下野，然后再度出掌民党牛耳。

    虽说如此，但也不是没有破坏这种规则的人，比如当年段祺瑞的左膀右臂之一的徐树铮就干过杀掉冯基督的舅舅陆建章的事情，开了一个民国建立以来的恶例，当然随后没几年，冯基督就派人借徐树铮离开北京的档口，一枪将徐树铮送到地下陪陆建章去了。

    所以，民国政府的北洋时代的巨头们往往都是今天台上，明天台下，只要还能聚兵，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孙传芳也不能免俗，下野归下野，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再度起复的野心。离开江南的孙传芳带领依然忠于他的部队，返回了老家山东，那里还有一个号称“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可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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