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突然服软，令柯立芝有些措手不及，说实话，原本柯立芝是想按照剧本的安排，将这个谈判拖上一年半载的，但是万万没想到，日本竟然提前缩了！

    缩了就缩了吧，柯立芝还是很有决断的，反正达到美国政府的意图就可以了。作为交换，美国可以不受日本干扰地在长江上游开展商贸活动了。尤其是汉阳铁厂和马鞍山铁矿，对华夏的军火生产可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著名的“汉阳造”就是使用的汉阳铁厂生产的钢材。

    而汉阳铁厂也是华夏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化”的炼钢高炉的诞生地。

    日本获取用于国内建设的大量的钢铁都是从华夏获得的，其中的重点就有马鞍山铁矿。马鞍山的铁矿属于大中型矿床，矿体比较大，品位也比较高，能够达到35%以上，属于易开采的磁铁矿。所以，汉阳铁厂一开始开发马鞍山铁矿，就被日本人盯上了。

    作为和晚清一样遭受西方国家侵略的日本，其复兴之路几乎与华夏是一样的，之所以是会是几乎，就是因为日本将他的目光投向了华夏。就在张之洞成立汉阳铁厂后的七年，日本也成立了八幡制铁厂。

    和华夏不同，汉阳铁厂一开始就不缺乏铁和煤矿的来源，日本没有这些，其本土有的煤矿用于日常生活取暖是没有问题，但缺乏优质的无烟煤，所以其海军使用的优质无烟煤基本靠进口解决——从英国进口“威尔士白煤”。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日本在其历史上有两次对外扩张失败和一次反侵略成功的案例，而晚清的孱弱，让日本将目光集中到了其文化来源的母国。

    而汉阳铁厂的煤铁来源就成了日本觊觎的对象。处于发展自己、遏制华夏的战略考虑，控制马鞍山铁矿和萍乡煤矿就是必有之意。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看到了这个机会。

    甲午战争让日本从华夏获取了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这一下子就解决了日本财政的困难，也就同时具备了算计汉阳铁厂和马鞍山铁矿、萍乡煤矿的资本。

    就在甲午之后的第三年，伊藤博文访华时，就和汉冶萍公司签订了供应煤铁的合同。1906年，盛宣怀进一步和日本八幡制铁厂长官和田维四郎签订了通易煤铁合同，规定了汉冶萍生产的煤铁价格由华日双方商定，而不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事实上，这是剥夺了华夏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定价的权力。

    日本的做法原因，就在于日本利用汉冶萍公司的财政困难，向其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而汉冶萍公司则背负了巨额债务，一旦国际市场煤铁价格上涨，而汉冶萍又没有定价权，将使其无力利用价格因素提前还清贷款，保持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控制。

    比如，1907年汉冶萍和日本财团”大仓组“签订了200万日元的贷款合同，然而大仓组先是假称”无力承担全部的贷款金额“，然后要求政府出面协助，于是日本政府出面向日本兴业银行发行了200万日元债券，然后再以6厘的利息向大仓组放贷，这样再由大仓组以”七厘五“的利息贷款给汉冶萍。这种企业出面、政府操控的做法，降低了华夏和列强的警惕，并且依旧实现了日本政府的意志，可谓是”进亦可、退亦可“。

    不仅如此，日本还以贷款为交换，要求汉冶萍接受延长日本对大冶铁矿的控制期限、提供资产抵押、聘用日本技师负责业务等要求，增强了日本对汉冶萍的影响力，以及控制力度——通过贷款来变相地主导汉冶萍的企业经营活动。

    辛亥革命后，日本还利用孙逸仙对资金的急迫需求，希望能够形成华日合办汉冶萍的事实，但遭到华夏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结果日本退而求其次，要求汉冶萍加大了从日本贷款的额度，并使汉冶萍接受了贷款条件里的聘用日本工程师作为最高顾问的条件。

    从此，日本利用其技术人员，导致了汉冶萍在一战爆发时利用原材料涨价的机会还清贷款的企图失败，也用订购扩大生产的机器必须使用日本机器，以及故意造成事故的办法，让汉冶萍错过了一战时期的黄金发展期间。

    总之，通过种种手段，日本将汉冶萍最终变成了他的资源来源地，而不是竞争对手。八幡制铁厂也发展为东亚一流的企业，为日本工业现代化和军事工业现代化出力良多。

    而现在有了美国提供的岛屿以及废钢贸易，汉冶萍对日本的吸引力就少了很多，即使这样，放弃汉冶萍也是遭到了日本朝野的大量反对的声音。最终还是被皇太子裕仁的声音压制住了。但日本政界和军方的矛盾也开始出现激化的迹象。

    美国取得了汉冶萍的控制权后，并没有加快汉阳兵工厂的恢复和扩建工作，投入最多的还是基础建设所需的铁轨生产。华夏的铁路建设在近代，就没有顺利的时候，到了新华夏建国的时候，华夏一共有建成的铁路里程21810公里，其中包括前清时期的9900公里，也就是说从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八年里，民国一共修建了铁路里程11000公里。

    而就是这一万多公里的铁路，也是各种规格都有。其中有俄制的宽轨，有山西的窄轨，还有符合美国标准的标准轨，简直就是乱成一团，根本不可能一辆机车走遍华夏。而且最主要的部分均位于华夏东部沿海地带的平坦区域，便于了列强对华夏的掠夺，却不便于华夏西南的经济发展。

    当然喽这里是不包括亨利在攀枝花修筑的攀昆线和攀蓉线。以及滇缅铁路昆明到腊戍线，还有改造中的滇越铁路。滇越铁路原来修筑的是窄轨，运载能力非常有限，亨利和唐继尧合作后，这条铁路的改造也就提上了日程。

    汉冶萍在得到了美国资金的投入、技术投入后，焕发了第二个春天，对煤铁的需求量也是大增，这一下就让原本可以从华夏得到大量的煤矿资源的日本有点承受不住——铁还可以从美国获得品质更好的废钢，但没怎么解决呢？长江流域以南，日本是退出了，但别忘了还有东北。

    在失去了萍乡煤矿之后，日本再度加强了对华夏东北资源的掠夺——这一回的重点是抚顺的煤矿。

    抚顺煤矿曾经是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露天煤矿，质量好、埋藏浅、开采容易，而且每层厚达五十多米，预测可开采的储量达到15亿吨。这里最早开始采矿是在明初，而到了1901年才开始正式的开发。但1903年最先提出开发抚顺煤矿的华夏民族资本家王承尧却因为孱弱的清政府不能给予支持，而被俄国巧取豪夺到手，并且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强盗夺取了控制权。

    到了1926年，因为失去了日本在华夏南方的煤铁资源，日本加快了抚顺煤矿的开发，不仅加快了直通矿区的铁路的建设，而且开始将依托煤矿建立的城镇——千金寨强制性地转移，因为千金寨的地面下面还有更多的易开采的煤炭储量！

    据统计，从1905年日俄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一共从抚顺掠夺了超过两亿吨的煤炭资源！

    华夏，与日本相比，绝对是资源丰富，所以只要日本想要获取低价资源，华夏就是最好的选择。

    而晚清时代政治暗弱，国力也在一次次地列强瓜分中一蹶不振，尽管有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不懈努力，但依然是杯水救不了大火——不止是清廷皇室的无能，江南的各大家族、地主也是一样的重视窝里斗胜过抵抗外辱。

    仅仅一次次地让日本在朝鲜试探得手，就注定了日本有一天会打进华夏大陆！

    辛亥革命后，南北分裂的情况，更是让日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在他们的心里，华夏越乱越不统一，对日本来说就越好，就越方便他们顺利地从华夏身上吸血！直到他们有一天认为可以吞并华夏为止。

    所以，华夏对于日本来说，就是一个大的不能再大的诱惑了，如果不是华夏不产石油，那么日本是绝对不会放弃华夏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渗透和影响的。但面临美国以石油和钢铁的诱惑，日本还是忍不住要放弃一些在华夏的利益，而选择先得到可以供应日本需要资源的太平洋岛屿。

    石油、钢铁，煤炭还有橡胶，几乎所有早就一个军事强国、工业强国的资源，日本都没有！而这些，美国都可以提供！印尼的石油和橡胶，美国的废钢铁，还有从华夏东北获得的煤炭，这一切都构成了支持日本对外扩张的基础。

    这同样是为什么，美国一旦开始对日本展开钢铁和石油禁运，日本就必须立刻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资源没有，始终被美国卡脖子，所以，后来的日本成为美国的狗腿子就是理所当然的。

    孙逸仙还是应北方的北洋政府邀请北上了，背负着全国人民对于统一、和平的渴望北上了，那是1924年年底。

    然而，孙逸仙是看不到华夏统一的那一天了。三月二十五日，爆发的肝癌，让他壮志难酬，只留下了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的遗言。

    随后，被孙逸仙带着北上的部分民党内部的反对革命的部分中央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了会议，要求考虑民党未来的道路问题。以及解决民党内部的红党党员问题。他们要求取消红党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分别开除红党人谭诚斋、李守常、***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会议通过了《取消红党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红党人李守常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决议。会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在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但是，坚持革命和北伐的广州的民党中央执委会做出了反向的选择，就宣布开除邹鲁、谢持等北上的民党中央委员民党党籍。此时的民党还是血性十足，勇于继承孙逸仙遗志、继续执行联俄、联红、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代表华夏未来的党派。

    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先解决陈炯明，民党就不敢专心北伐，本身因孙逸仙北上，就已经对盘踞在潮汕地区的陈炯明余部进行过一次讨伐的民党军队，在1925年10月，开始了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与第一次讨伐东征不同，第一次东征是又滇军杨希闵指挥的，而第二次东征却是民党核心力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因为总指挥是常凯申，这一次同样是由黄埔学生唱的主角。

    第一次东征，是因为陈炯明不甘心广东被孙逸仙主导的北伐拖垮，借助孙逸仙的北上的时机，组织了大约七万人左右的力量，希望将孙逸仙的势力从广东驱逐出去。

    而在广州的民党则希望借助陈炯明的进攻，对党内的军阀势力进行清洗，同时削弱陈炯明的力量。

    战事的结果是，陈炯明的主力被以黄埔学生为主导的学生军击败、溃散，并且丢失了潮汕地区和惠州地区。

    当孙逸仙离世后，在广州政府担任要职的杨希闵和刘震寰的野心开始萌发，妄图利用孙逸仙去世，民党群龙无首的机会，联合陈炯明、唐继尧等人，配合北方的段祺瑞，瓦解民党，夺取广东政权。

    然而，有思想武装的军队，和没有思想武装的军队，在战斗力上来说，就不是同样的水平。1925年五月，杨希闵和刘震寰发动的军事夺权行动，被黄埔学生军轻松挫败，而发动夺权行动的杨刘二人则逃亡香港。

    纯洁了广州民党政府后，就要开始对杨希闵、刘震寰的盟友发动反击了。而在杨刘发动战事的时候，以林虎为东路总指挥的原陈炯明残部夺回了在几个月前丢掉的潮汕和惠州。民党政府决定发起第二次东征。

    这一次东征时，常凯申已经成为民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了东征军总指挥。这代表着常凯申从此登上了民国的政治领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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