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又语重心长的曰：”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毋相推诿；向所患者‘望风而逃’，今其申严军法，逃者尽斩。其枢臣亦属特简，在内如何策应，粮草、器械作何区处，不得怠缓从事。迨肤功既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将士，封爵重赏，朕所不靳。如仍前泄泄，致有偾事，祖宗宪典凛如，朕决不为尔姑息。“

    天启皇帝又特别嘱咐兵部尚书王永光曰：”边情紧急，昌平、蓟镇各路口一应道将，务要严加防御，不得疏虞。其昌平缺总兵，速将谋勇堪任者推数员，以凭简用。“

    看到上至天启皇帝，下至朝堂重臣们对辽事都如此上心，一个曾经被孙老师赶跑的熟人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阎鸣泰，原来阎鸣泰当年搞了个”神出鬼没“点兵法，被孙承宗用”虚词罔上“的罪名弃用之后，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呆了二三年时间；阎鸣泰不傻，他在观察朝堂形势后，决定投靠魏忠贤；阎鸣泰被重新启用后，一口气为九千岁修了七个生祠，魏忠贤念着他的功劳，于是他被封为署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右侍郎，整饬蓟镇等处边备，比起当日任辽东经略之时更为得意了。

    此时，阎鸣泰以熟悉辽事的专家身份上疏言：”制敌之策，须以固守宁远为主，但出首山一步，即为败道。而首山左近，如笔架、皂隶等山险隘之处，俱宜暗伏精兵火炮，以待贼来。慎勿遽撄其锋，惟从旁以火器冲其胁，以精兵截其尾。而觉华岛又出船兵，遥为之势，乘其乱而击之。此必胜之着也。惟是都城根本之地，牖户自应绸缪，三大营选锋请亟操练，以备防守。至于盘诘奸细，宜敕厂卫及五城等衙门密行之，慎勿张皇，以摇惑人心。”

    阎鸣泰人品不怎么样，但人还算有才，建虏破沈阳、广宁等城，奸细“里应外合”行了相当大的作用，所说的训练京城三大营的建议也算说到点子上了。

    天启皇帝诏曰：“严内备镇，人心诚为根本要策，俱依拟着实举行。奴夷营于大凌河东西，哨马至松山。敕沿边各路口，倍加防御。“

    经略高第报：”奴贼于二十二日巳时至首山，离宁远十里。虏酋束不的紏聚精兵鞑子二万，要在二月初一日起兵，犯抢东西交讧。乞敕兵部，应发官兵应援者，速为督发；应备刍饷接济者，速为接济。“

    天启皇帝诏曰：”首山扼险要地，官兵亟宜据守，以挫贼锋。总兵杨麒速赴宁远，策应一切防守事宜。严加责成，倘有疏虞，即以尚方剑从事。应用刍粮，速与接济。“

    经略高第塘报：奴夷围宁远，哨马西至曹庄。天启皇帝诏曰：宁远逼近关门，务极力捍御。如有疏虞，尚方剑三尺具在。

    袁崇焕坐守孤城，以二万兵挡建酋努尔哈赤五万兵马，当时京内人心浮动，情况有多危急，让我们看看朝堂重臣是如何议论的。

    兵部尚书王永光议奏：保定抚镇移驻近地，宣府抚镇移驻昌平，阳和军门、大同总兵移驻宣府，山西抚镇移驻阳和，山东巡抚移驻境上，河南巡抚移驻磁州，各带本镇兵马三分之一，闻警星驰应援，慢令后期，军法从事。又言都城守备，莫急于火器，先年亦有分派各门，巡警演练诸事。或更有奇才异谋，精器妙法，果足济急，集议以备酌用。

    王永光不但准备调动保定、宣府、阳和、大同、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兵马，更准备向民间征求“奇才异谋，精器妙法”！

    刑科都给事献疏陈方略：“一曰用夷。自来东夷之去住，必伺西虏之合离。歹青妻要挟不遂，或为奴所愚。然虎憨兔汗之宾服久矣，亟宜宣文告以谕之。一曰用将。有兵而后有关，有将而后有兵。将既以冒破失兵心，倘急以澄汰失将心，恐榆关大事去矣。厚鼓舞以结忠诚，庶将吏有死之气，士卒无生之心；”

    这位陆大人大概是“病急乱投医”，乃想沿用“用夷制夷”的故技，用虎憨兔汗的蒙古兵来克制建酋老奴；除此之外，他又说是：“一曰用法。人情有利当其前，而后不爱生；有害持其后，而后不惜死。宜下令曰：守关以久近为差，守三日当小捷，守五日当中捷，守十日当大捷，望风欲溃者杀无赦。功罪谁肯弃赏而就刑？”

    陆文献根本不相信袁崇焕能守往宁远，打退建酋，不得不说这位陆大人代表了当朝朝臣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陆文献是刑部的给事中，情报工作作得有点落后，他不知道右屯三十万石储米已落入敌手，还在拿这个说事：“一曰坚壁。善用兵者，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入则图远略，以邀其归。宜明斥堠、谨火攻，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俟其敝而袭之。一曰清野。右屯储米三十万，饷军则为续命之丹，委敌则为盗粮之藉。”

    陆文献没有体察圣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拿皇上最担心的来说事：“己巳之变（即土木堡之变）近郊秣马刍粮，于谦下令焚弃千百余万，今可仿而行之；又言前屯、宁远坦而易攻，觉华、红山险而可据。宜于此设一犄角之师，备兵两岛，张疑设伏，待奴深入而图之，或倚山而远攻，或航海而夹击。倘奴假道于虏，分兵数枝，从夷院、界岭口、马兰峪、喜峰口、一片石诸口直达郊原；或恐两军不相应，自合于中路，择其最冲之口，宿重兵二三万，为大帅建牙之地，贼从东入则策兵东应，西入则策兵西应。”

    陆文献在王永光调动九边精锐防卫京城的基础上，更提出扣除州县积饷、令民输粟等一系列战时管制措施：“至于根本之地，宜令保定、河间、宣大抚镇，各料理精兵，移镇近处。……然其要领，则莫如州县积饷，莫如暂留京运，令民以本色输公家而贮之仓。其次，莫如令民输粟，得拜爵免罪。其次，令各地方于有粟处所，设法收买。又其最要者，京仓无终岁之储，漕运露积河干者，什之四五。亟宜设法递运，即通津诸仓，约算可接新饷，余亦次第相时运进。……是主兵与客饷两充，坚壁与清野两益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