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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这个崇祯有点萌:第二百二十七章 士不练不可以战(求收藏)

    茅元仪请了郎文焕为《武备志》作序,郎文焕曰:“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候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

    《武备志》之兵诀评选用《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等兵书的内容,茅元仪在众多兵书中,最推崇《孙子》:“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先秦之言兵家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

    《武备志》之战略篇则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六百多个经典战例,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灭吴、孙膑战胜庞涓的马陵之战、孙权、刘备联合破曹操,促成三国鼎立的赤壁之战;谢玄以八万北府军战胜苻坚百万雄师,力保东南半壁的淝水之战;李世民击破王世充、窦建德,终结隋末乱世、创建大唐盛世的虎牢关之战;李愬雪夜袭取蔡州,擒获吴元济之役等等;除上述经典战例之外,茅元仪还记录了诸葛亮的《隆中策》,岳飞北伐中原的战略构想等等。

    《武备志》之阵练制中阵篇详细记载了诸葛亮所创之八阵、李靖之六花阵、戚继光之鸳鸯阵;练篇则以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主,提出“士不练,则不可以阵,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营,不可以战,所以练为最要”。

    《武备志》之军资乘开端,茅元仪写到“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亦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

    《武备志》之军资乘涉及到行军陈设营房、作战时的旌旗号令、城池的攻击防守、配制火药、制造火器、江河湖海的运输、屯田设矿、粮草供应等事项。

    《武备志》之占度载,主要记载天文地理,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等一些罕见的资料;茅元仪收录的“郑和航海图“,明确提出郑和船队是使用牵星术来导航,凡此种种皆为后人考究“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武备志》针对蒙古、满洲犯边的客观现实,记载蒙古人训练骑射之术:“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伸手有所执,从重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势疾如飚至,劲如山压,左施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特抹秋而已。”

    茅元仪更一步介绍了弓箭手、弩手看似相近,实则大有区别:“射疏及远中微,大必资于弓矢。今弓手止射长箭,而不知射边箭弩,手亦不知用弩之法,况各止用竿子,虽可取胜,殊非长技。窃惟长箭去迟,而敌人易见,故彼得以闪避,且得拾取复射,其利在彼。边箭去疾,而敌人难窥,非惟彼不能回箭,况边箭所到倍,长箭百步有余,其利在我。长、边二箭务令弓手兼习,若贼尚远,缓则射边箭;如来近迫,则射长箭。各从其便。”

    茅元仪还介绍了当时测定弓力的一些情况:“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觔,后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巳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孙承宗看到《武备志》后,大为赞赏,聘茅元仪为赞画,徐光启作为孙承宗的好友,极力向孙承宗推荐红夷大炮的威力,孙承宗于是派茅元仪去购置红夷大炮,茅元仪购买了一十一门红夷大炮,放置于宁远城,帮助袁崇焕改进宁远城的防守,又设法减小后坐力,提升火炮威力,茅元仪因此攻被孙承宗推荐为翰林院待诏。然而茅元仪无功名在身,按照大明王朝的官场惯例,他为督抚却难以服众啊!

    孙承宗在收拾行装时,无意中翻到自己刚刚入辽东之时,自己与王在晋议建宁远还是八里铺重城时写的一篇奏折;孙承宗回忆起当年的争论,自己被王在晋驳倒,在给皇上的奏章坦陈“臣遂无以对!”的情景,短短几年的时间,如今的孙承宗读起来竟有如隔世之感。

    孙承宗饶有兴致地看了下去:“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臣意欲会诸臣之意,而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傍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即无事亦且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关城,更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邢慎言谓议是先后缓急当办,盖臣有先后缓急之说也。臣又谓孤军不足应敌诚然,倘我不守而我以一兵据宁远,宁以一兵据觉华,是将急之乎,缓之乎。是即可缓,十三站之义民,且三、四万可缓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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