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元仪请了郎文焕为《武备志》作序，郎文焕曰：“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候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

    《武备志》之兵诀评选用《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等兵书的内容，茅元仪在众多兵书中，最推崇《孙子》：“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先秦之言兵家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

    《武备志》之战略篇则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六百多个经典战例，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灭吴、孙膑战胜庞涓的马陵之战、孙权、刘备联合破曹操，促成三国鼎立的赤壁之战；谢玄以八万北府军战胜苻坚百万雄师，力保东南半壁的淝水之战；李世民击破王世充、窦建德，终结隋末乱世、创建大唐盛世的虎牢关之战；李愬雪夜袭取蔡州，擒获吴元济之役等等；除上述经典战例之外，茅元仪还记录了诸葛亮的《隆中策》，岳飞北伐中原的战略构想等等。

    《武备志》之阵练制中阵篇详细记载了诸葛亮所创之八阵、李靖之六花阵、戚继光之鸳鸯阵；练篇则以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主，提出“士不练，则不可以阵，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营，不可以战，所以练为最要”。

    《武备志》之军资乘开端，茅元仪写到“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亦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

    《武备志》之军资乘涉及到行军陈设营房、作战时的旌旗号令、城池的攻击防守、配制火药、制造火器、江河湖海的运输、屯田设矿、粮草供应等事项。

    《武备志》之占度载，主要记载天文地理，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等一些罕见的资料；茅元仪收录的“郑和航海图“，明确提出郑和船队是使用牵星术来导航，凡此种种皆为后人考究“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武备志》针对蒙古、满洲犯边的客观现实，记载蒙古人训练骑射之术：“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伸手有所执，从重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势疾如飚至，劲如山压，左施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特抹秋而已。”

    茅元仪更一步介绍了弓箭手、弩手看似相近，实则大有区别：“射疏及远中微，大必资于弓矢。今弓手止射长箭，而不知射边箭弩，手亦不知用弩之法，况各止用竿子，虽可取胜，殊非长技。窃惟长箭去迟，而敌人易见，故彼得以闪避，且得拾取复射，其利在彼。边箭去疾，而敌人难窥，非惟彼不能回箭，况边箭所到倍，长箭百步有余，其利在我。长、边二箭务令弓手兼习，若贼尚远，缓则射边箭；如来近迫，则射长箭。各从其便。”

    茅元仪还介绍了当时测定弓力的一些情况：“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觔，后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巳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孙承宗看到《武备志》后，大为赞赏，聘茅元仪为赞画，徐光启作为孙承宗的好友，极力向孙承宗推荐红夷大炮的威力，孙承宗于是派茅元仪去购置红夷大炮，茅元仪购买了一十一门红夷大炮，放置于宁远城，帮助袁崇焕改进宁远城的防守，又设法减小后坐力，提升火炮威力，茅元仪因此攻被孙承宗推荐为翰林院待诏。然而茅元仪无功名在身，按照大明王朝的官场惯例，他为督抚却难以服众啊!

    孙承宗在收拾行装时，无意中翻到自己刚刚入辽东之时，自己与王在晋议建宁远还是八里铺重城时写的一篇奏折；孙承宗回忆起当年的争论，自己被王在晋驳倒，在给皇上的奏章坦陈“臣遂无以对！”的情景，短短几年的时间，如今的孙承宗读起来竟有如隔世之感。

    孙承宗饶有兴致地看了下去:“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臣意欲会诸臣之意，而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傍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即无事亦且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关城，更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邢慎言谓议是先后缓急当办，盖臣有先后缓急之说也。臣又谓孤军不足应敌诚然，倘我不守而我以一兵据宁远，宁以一兵据觉华，是将急之乎，缓之乎。是即可缓，十三站之义民，且三、四万可缓乎。“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