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后，十三行的境况就变得动荡起来。

    其中有起有落，但做生意的大环境开始没有以前那么友好了。主要问题有多个，外部环境是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这个欧洲第二大市场大幅度萎缩，让行商的生意规模和利润都开始下降，许多行商开始了亏损；另一个是内部环境，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垄断贸易，尤其是到了乾隆后期，官员们的贪腐情况日益严重，对商人的勒索日复一日，造成行商经营成本连年攀升。

    官员们一上任，都想方设法的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如苏楞额的前任盛住。

    盛住上任的时候，十三行中排名第二的是源泉行，老板陈文扩，商名寿官，陈文扩去世后，他的儿子陈寿官二世不善经营，洋行大小事务都委任账房先生倪秉发。盛佳得知倪秉发擅长外贸，为了多索要一笔洋货行许可费，勒令倪秉发独立组建洋行。结果陈寿官二世便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无力再履行与外商签订的供货协议，又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和官府支持，只得宣告源泉行破产。

    为了多要孝敬，强行勒令一家经营良好的商行的经理人离职，这种事也只有盛住、苏楞额这样的人物能做的出来了。

    苏楞额犹有过之，历史上他向马嘎尔尼使团征税，英国人虽然没有交税，可是行商却代付了三万多银元，马嘎尔尼派人交涉，说使团船队携带的都是乾隆皇帝赏赐的礼品，不属于商品，用乾隆压苏楞额的结果就是，苏楞额退了一万元，并且坚称行商只交了这么点钱。

    外部有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大变局，内部有盛住、苏楞额这样的官员勒索，十三行商人的日子能好过才怪。

    如果出事机敏的，或许还能够明哲保身，遇到不够灵活的，往往就会遭逢大难。

    而益行就是这样，而益行是石姓兄弟经营。

    而益行这些年崛起速度极快，石家兄弟做生意极为大胆，业务扩张十分迅猛。潘振承死后，官府本想让潘家继承人潘有度接任总商一职，但潘有度谦虚的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新人，强烈推荐而益行接替自己作为总商；也拒绝东印度公司按照惯例第一个跟潘家同文行谈判新一年的合同，而是将自己放在了第三位。

    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广州的时候，也见过石家兄弟的做派，而且在自己的日记中有描述，“我与此间的主要洋商（经营外洋贸易的中国商人，就是十三行行商）有过一些交谈。潘启官是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论重要性，石琼官排名居次，但比潘启官更有钱，更年轻，也更坦率。在我看来，石琼官表现得对英国十分尊重，而且毫无保留地声称，他愿意尝试任何我们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行委托他去尝试的新事物。潘启官的帽子上只有一个半透明的白顶珠，而石琼官却戴着水晶项珠帽子，这说明后者的官衔比前者高一级。但我很快就知道其中的缘故。潘启官比较审慎，而石琼官则比较爱炫耀。石琼官肯定地告诉我，潘启官还有一个蓝顶子，但只在家中与家人聚会时才戴，却绝对不在公开场合戴它，怕那些衙门里的官老爷因此找上门索贿，想当然地以为，用一万两银子的代价换来如此荣誉的阔佬当然能拿得出这点小礼物。”

    琼官是而益行老板的商名，在马嘎尔尼的认识中，甚至认为石家比潘家更有钱。但其实是石家更会炫耀。历史中留下了大量西方商人对十三行商人财富的惊叹，但历史上，同样留有大量行商破产的案例，实际上这些人也只是懂得炫耀。这跟中国商人藏富的作风很相触，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希望给西方商人留下自己资本雄厚的印象，这样洋人更愿意签订订单，潘家和伍家其实也做过这种事情。

    但石家在炫耀上比潘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愿意跟英国人做任何生意，这种商人往往急于扩张，也往往容易陷入资金链断裂的窘境。

    他们不是不想给苏楞额孝敬，只是真的拿不出现银来。

    而且他们是真的想破产，用破产来避免继续做行商这门生意，在人们印象中的巨富们，却想着逃离这个行业，当真是讽刺，但这就是事实，同文行潘家为了去掉身上的行商身份，为此花费了重金，但依然无法做到，潘有度费尽心机也只是将总商身份推了出去，让蔡世文接任而已；怡和行，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甚至还卷款潜逃过，就是因为官府的勒索实在是无法支撑。

    而益行石家兄弟这次确实想借机摆脱行商身份，因此不给苏楞额任何孝敬，目的是让对方撤销他们的行商执照，在他们看来，大不了他们被整一通，而且他们已经打通了关节，是不会被整死的，所以他们有恃无恐，吃点苦头，然后换取全身而退，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结果。

    但俩人做法太过分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广州围城之后，为了分担交给官府的报效，而益行石家兄弟挪用了代为保管的东印度公司资金（未交付的货款），然后被东印度公司逼债。

    而益行确实资不抵债了，但还不至于说经营不下去，事实上两兄弟就是想借机退出。所以所幸借东印度公司逼债和苏楞额勒索的机会，打算破产。

    粤海关让潘启官潘有度来负责清算，潘有度虽然推掉了身上的总商身份，但由于潘家信用好，财务状况稳定，加上其他因素，他虽然名义上不担任首名商人，粤海关却不只一次要他负起一些原本应由总商负责的义务。

    潘有度为人低调，目的其实是明哲保身，想着功成身退，保住潘家的家业，所以他并不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石家怎么样，反倒是想方设法将大事化小。

    潘有度做事条理十分清楚，他知道有的钱可以拖欠，有的钱不能拖欠。他首先筹措石家积欠的关税，他跑遍了石家的亲友和合作伙伴，用连哄带吓的办法，迫使他们筹集了这笔钱，这二十万两中，叶仁官(叶上林)因为曾与石中和的兄长合作过，被迫拿出了五万两，而同文行以保商的关系，原本应负责清缴而益行关税的，却不用拿出一分钱。

    然后潘有度成功游说了贪婪的苏楞额，让对方同意而益行的清算，由十三行内部解决。

    潘有度的目的，除了不愿意让自家同文行承担担保义务外，也有保护石家的目的，以免发生乾隆四十五年的流放事件。

    可石家兄弟此时的表现却过于愚蠢，过于相信自己的关系，竟然隐匿自己财产。

    而益行名目上以大哥石中和为行商，实际业务都由他的弟弟石怀连所左右。在石怀连的操作下，而益行意图隐匿大部分的财产，不肯拿出来偿债。

    潘有度经过查账，发现石氏兄弟提交给粤海关监督及众行商的资产显示他们已经没有多少财产。但潘有度和东印度公司都不是傻子，如果不是石氏兄弟曾经拿出丰厚的资产抵押，怎么能取得东印度公司的新任，给予他们那么多贷款。

    但石中和、石怀连兄弟拒不承认他们有隐匿财产，最大的债主东印度公司不肯罢休，东印度公司事先向石家支付了高额的茶叶订金，他们坚持要求石家完成这笔交易。潘有度打听到内地茶商已将石氏兄弟所订的茶叶运到广州，只是石家没有钱缴纳货款，因此一直在仓库里挤压着，茶商也很焦急。

    潘有度秘密通过粤海关对石氏兄弟施加压力，两兄弟果然拿出了相当于75％的货款给茶商，然后茶商将茶叶提交给东印度公司。交易结束后，石家欠下的债务已经大大减少，如果想点办法是能够清偿的，但石家这时候坚决不肯偿付剩余债务，反而将自家的房产交给了长期合作的茶商，名义上是抵偿茶钱，但其中有什么猫腻不得而知。

    而此时，茶商交茶完毕之后，石氏兄弟原本应付给他们剩余的茶款，石怀连兄弟却唆使茶商向潘有度索取，此举激怒了潘有度。

    原本海关监督答应让十三行行会负责解决石家债务问题，东印度公司也委托潘有度帮他们讨债，这些事情一直都在私下解决，可现在石家却赖上了潘家，按照官府制定的规矩，他们是能赖上的，因为潘家虽然不是总商，但官府还让潘家担保，但情理上不和。

    潘有度对石家兄弟十分不满，不愿意继续保护石家，所幸让东印度公司正式控告而益行。本来就对石家兄弟不满，完全是由于潘有度的请求才没有介入的海关衙门迅速行动，将石家兄弟逮捕。

    两兄弟被严刑拷打后，才拿出了相当于十万两银子的黄金，赎回了房地契。由于外国商人已经首告，粤海关监督只好将整个案子奏报朝廷，而依1780年的先例，在还清所有关税的前提下，所有积欠外国人的债务就交给全体洋商来分赔。而益行的债务就被确定为六十万两，分6年摊还。

    就为了六十万两银子，两兄弟被抄家流放了，如果当时不耍小聪明，他们是有机会拿出所有家产，然后依然无法偿还的情况下，让其他行商分担，但结果把事情闹大，钱也没了，人也没了。

    而在这件案子中，潘有度最后利用各种取巧，潘家只分担了一小部分，大头都让总商蔡世文承担了。

    魏连理全程参与了这个案件的过程，他将其中的猫腻都通过信件汇报给了周琅。

    周琅顿时就注意到了潘有度这个潘启官二世。

    周琅回信，告诉魏连理利用行商资金短缺的窘境，尽可能的控制这些行商，但暂时不要招惹这个潘启官。

    至于其他的，周琅也无法过度分心，因为他目前需要极力应付一群英国人，中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

    在周琅的邀请下，亨利皮特等人从印度来到了凤山县，一共十一个人，他们将在凤山县召开一次董事会。

    这次董事会将审议公司日后的发展方向，以及清理一下公司的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