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有商业的规则，不同样的商业文化，或者有不同的规则，伦敦的商业文化自然跟广州不一样。

    哪里都有这样的人，利用合乎规则的手段，去达到那些规则不想看到的结果，这种人在资本市场中被称作野蛮人。

    但这些野蛮人并没有破坏规则，他们不过是挑战了规则而已。

    因缘际会，周琅开始在东方商业中，扮演起了野蛮人的角色。

    通过不断从广州传回来的商业情报，这些都是魏连理派人送回来的，但以魏连理的专业水平，他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些情报的价值的。因此是有专人指点的，魏连理没有商业眼光，但他有识人的眼光，而且及其善于察言观色，与人交往和沟通是他的强项。

    他到了广州之后，花重金拉拢了几个十三行中的老掌柜的，他送回来的那些情报，都是这些老掌柜挑中的。

    周琅仔细的分析了这些情报，发现广州的商业形态中，有许多地方是反市场的，往往反市场的情况发生，都是行政权力介入而引起的，这些反市场的情况也不例外。

    比如垄断经营，这本身就很反市场，违反了供需法则。违反市场法则，是肯定会受到市场的报复的，比如十三行垄断茶叶出口，这就会造成茶叶价格高昂，销量受限，行商谋取超额利润。利润确实是超额的，否则十三行巨富不可能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家产，可这些钱商人只得到了一部分，有很大一部分都在维持各种非正常的渠道中白白浪费了，比如为了维持跟官府的关系，十三行就大量向各级官员上贡，这些成本最后都加在差价里让洋人承担了。

    但中国人却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十三行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养活了一群貪官污吏，最广大的茶农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得到。

    如果放开贸易，允许所有商人参与这个市场，那么茶叶价格肯定会下跌，很快利润就变得微薄，这时候只有最有竞争力的商人能够赚到钱，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削减成本，当然偷工减料降低质量是一个方法，但这种劣质方法在充分竞争的商业关系中，也会被淘汰，只有那些保持了质量，同时能够压低价格的商人，才能够赢得竞争的胜利，为了降低成本，又不能降低质量的情况下，有的人会选择克扣工人工资，但也有的人会提高工人工作效率，那就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这就是为什么，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技术会进步。

    而自由竞争带给茶农的，远比垄断来的要多，因为现在茶农可以跟更多的商人交易，他们的选择多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跟那些垄断商交易，对方拥有定价权，是不可能给他们多余的利润的。

    这是第一种反市场现象，由清政府下发专营权带来的垄断贸易。

    第二种反市场现象是出在茶叶的运输环节。

    这时代中国的茶叶，主要产地在福健，不管是山西晋商通过恰克图贸易卖给俄国人的茶叶，还是广东十三行通过一口通商卖给英国人的茶叶，大多数都是在福健武夷山生产的。

    以武夷山一个产茶区崇安县举例，该县每年茶季来临，树上的叶子被采摘下来，运送到县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门别类，烘培、调和并包装以后，从星村和赤石出发，水路跋涉，绕道行走，先是装在木筏上，每个筏子上装12箱，运至崇安县城，然后再由苦力们背着攀越武夷山抵达江西铅山。这一路上，山道宽约六尺，路面是小方块的花岗岩铺就。苦力们每次担着一两箱茶叶，需要八天才能送达目的地。从铅山出发的小船，要装22箱，运至河口，然后换作载重200箱的船只顺江而下，出鄱阳湖，溯赣江，经过十八滩而抵达赣州。至赣州再以载重60箱的船运至南安。然后苦力们扛着茶箱穿过梅岭，在南雄装船到韶州，再换载重量为500-600箱的大船，顺北江南下，经过珠江到达广州。星村至广州，这趟茶叶线路长达2885里，费时50天至60天。

    这条贸易线路的反市场情况，跟中国官府的漕粮不走海运走陆运一样，让人不解。

    要知道福健可是靠海的，而且福健多雨，武夷山又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大山脉，福健的河流多从武夷山发源，这就意味着，在福健不难找到一些通往武夷山的水道。

    可清朝的商人偏偏放着从武夷山顺流而下的便捷，反而千里迢迢先从福健翻越武夷山到达山西，接着水陆并进多次更换船只，最后翻越梅岭进入广东，又换水路送到广州贸易，他们不嫌累，也不嫌烦吗？

    原因很简单，政府不允许茶叶走水道，道理就跟漕粮走运河不走海陆一样，不安全，越是农业文明的政府就越是在乎安全感，因为农业生产所求的就是风调雨顺。于是他们不能接受大海上的风险，风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则是担心海上的敌对势力，担心海寇的威胁，福健历史上恰好就是倭寇侵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以明朝政府宁可付出沉重的财政负担，也要用低效率的运河来运粮食，宁可走千里迢迢的陆路运输茶叶，不不走便捷高效的水路。

    晋商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也是这个道理，从福健出发翻越武夷山，穿越江西抵达湖北的汉口，在继续北上经过河南、山西，北上到蒙古，最后抵达恰克图。如果换成从福健沿海走海运到天津，然后去恰克图，不管是时间还是成本都会大大的节省。

    历史上英国人逼迫清政府开放了福州贸易之后，福州茶道打开之后短短几年，就超越了广州。俄国人则利用汉口长江水道的便利，通过长江和海洋联运到天津北上恰克图，短短几年就打垮了晋商垄断了几百年的茶叶贸易。

    反市场的经营，一旦遇到市场化的竞争，往往只有破产一条路可选。不管是十三行还是晋商都过于依赖从政府获得特权来提高竞争力，而不是通过技术提升竞争力，结果在面对连清政府都管不了的洋人竞争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失败了。

    虽然广州充满着大量反市场现象，周琅现在恰好有一种抗衡官府的力量，如果他在十三行面前做野蛮人，估计十三行损失会很大。但让中国的资本力量受损，那不是周琅要干的事情。

    周琅的目的是跟洋人竞争，尤其是潜在的最大威胁英国人竞争。

    为什么敢跟英国东印度公司正面竞争，因为周琅也抓住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反市场行为。

    跟十三行一样，这也是一家垄断组织，他们借助英国政府授予的特权，一直垄断着茶叶贸易。

    可垄断必然带来高价格，低效率，超额利润，东印度公司职员超高的薪水，就是从这些垄断特权中提取出来的牛奶。

    那么只要找到一个英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势力，东印度公司这种反市场行为，很容易就会被周琅利用，制造东印度公司的死亡。

    英国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有许多遭人诟病的东西，但他有一条原则，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守法。是的，这家公司将守法写入了公司守则中。不管到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公司都规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管当地法律是多么不合理。

    这家公司跟黑奴、鴉片都撇不开关系，但是在英国政府拿破仑战争后禁止了黑奴贸易，东印度公司就不干了，在道光年间满清政府下令禁止鴉片进口，东印度公司也不干了。

    当然他们遵守当地的法律，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道德，而是出于贸易安全考虑。

    这跟后世中国的国企一样，尽管黑暗面很多，其实国企的违法行为要远远少于私企。为什么，因为国企管理者的经营动力并不是利润，而是官当的稳当不稳当，所以做违法的事，哪怕赚取了高额利润，结果惹来了麻烦，导致企业老总被撤职，这不符合管理者的利益。因此尽管也有国企爆出来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但总体上是远远少于私企的，他们没有私企干的多，也没有私企干的那么丧心病狂。

    东印度公司也一样，他们的企业管理者早就超脱了利润驱动的时代，最大的驱动力是维持垄断地位，如果触犯英国法律，他们就有可能被英国政府剥夺特许权，如果触犯中国的法律，那就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禁止贸易。

    因此他们不愿意违法，违法的成本太高。但他们不愿意违法，却不是出于内心对法律的自觉遵守，那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继续取得利益，那就是绕过法律途径，继续从违法的业务中谋利。

    中国大多数国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那就是将劳动外包出去，一个个看起来在国企做事的员工，大多数都是劳务外包公司派遣的，这就让国企规避了因工人加班加点触犯劳动法的风险。

    东印度公司采取的措施，则是将鴉片贸易这种禁止的贸易，从公司手里转移到那些依附于公司的散商名下。鴉片战争前期，每年输入中国的鴉片数量确实巨大，但却很少是东印度公司贩卖的，而是渣旬（怡和洋行）、颠地（宝顺洋行）以及美国旗昌洋行这些依附于东印度公司的港脚商人贩运。但就如外包劳务的国企一样，最大的获益者，其实还是东印度公司，因为东印度公司虽然因为触犯法律，退出了运输和销售环节，但他们却利用在印度的政治垄断地位，垄断了鴉片的生产，那些港脚商人最后不过是给东印度公司跑腿的而已。

    由于守法的东印度公司不会触犯法律，因此他们进入英国的商品，可都是照章纳税的，可以说，东印度公司在每个通过航运运往英国的茶叶箱子上都盖上了印花税印记。

    东印度公司缴纳的茶叶税有多么重要，根据英国财政部的税收收入估算显示：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财政收入总量中占到了10%的份额。

    东印度公司合法纳税，光是茶叶税就能带给英国政府一成的税收，而东印度公司所有贸易项目中，茶叶贸易的利润也是最大的，可以说茶叶贸易不但关乎英国政府的财政平衡，也关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稳定。

    周琅就是要打击这一点，既能打击英国政府财政，又能打击东印度公司的利润。

    而从他收到的情报中，他恰好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打击的机会，那就是周琅发现以向英国走私茶叶为主要营业的丹麦和瑞典的公司，每年从广州收购的茶叶，竟然比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多。

    丹麦和瑞典两国的市场显然不可能有英国市场那么大，那么他们走私进入英国的茶叶数量一定是巨大的。周琅并不知道两家公司的核心数据，否则他就会知道两家走私卖给英国的茶叶，占了他们出售茶叶数量的九成。

    因此方法就简单多了，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货源，向这两家公司大量供货，只要他们走私进入英国的茶叶多到一定程度，市场价格就会下跌，东印度公司通过合法渠道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就开始无法盈利，甚至陷入亏损之中。东印度公司无法从中国贸易中取得利润，也就不会在向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就间接降低了对中国渗透的可能性。

    对周琅来说，向丹麦和瑞典公司大量供货，并没有什么损失，反而会增加整个国家的产业出口额，茶农得到了更多的收入，社会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流入，总有一天会厚积薄发，转化为磅礴的资本力量。

    当然周琅即将实行的这些方法，并不合理，他等于是间接的向英国走私，可是他却没有违反任何一条规则，因此他只是一个搅局者，一个挑战者，一个野蛮人而已。

    至于能起到什么效果，周琅并不清楚，因为他并不知道，事实上，走私贸易，已经摧毁了英国的茶叶财政。英国散商们在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吸引下，大量加入中国茶叶贸易中，这些散商并没有东印度公司的守法守则，在法律监控不到的地区，他们自己也向本国走私，结果走私输入英国的茶叶，每年的销售额高达400万到700万英镑，大大超过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合法进口茶叶。结果冲垮了茶叶价格，摧毁了东印度公司利润的同时，也摧毁了英国的财政平衡。

    迫于陷入亏损的东印度公司的压力，皮特首相不得不改变政策，大大降低了茶叶关税，好让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恢复竞争力，把茶叶税率从119%降到12.5%，下降了十倍，为了弥补茶叶税收的减少，维护英国的财政平衡，皮特首相不得不开征了一项奇葩税种，那就是窗户税。

    按照每家每户的窗户数量征税，茶叶可以走私，窗户总不能藏起来。于是英国人嘲讽在英国连沐浴阳光都要收税，大有民国时期CD军阀杨森向掏粪人开征粪捐的风范，这种情况受到当地诗人刘师亮的讽刺，做诗曰：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英国为什么要开征如此离奇的税收，就是因为之前茶叶税在财政中无可替代。

    征收窗户税，那已经是十年前的1784年，英国议会通过《茶与窗户法案》的事儿了。

    而今周琅开始对英国茶叶残存的那百分之十几的税率发出冲击，而英国人却要面对更加紧张的财政压力，那就是要为持续进行的反法同盟提供军费支持和军事援助，好击败大革命后的法国。

    此时法国大革命的悍将，英国人命定的对手，拿破仑波拿巴先生才刚刚崭露头角，偏偏周琅开始阴谋打击英国的财政，势力强大的英国政府或许不会被财政负担击垮，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征收各种奇葩的税种来抵消茶叶走私带来的税收下降，比如征收不能躲避的厕所税，人可以喝走私的茶叶，但总不能不上厕所，在每个厕所门口放一个税吏，进出都收税。

    可东印度公司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就不好说了，失去了最为丰厚的茶叶贸易利润，东印度公司会不会提前破产不好说，但一定会被削弱，会无法投入更大的力量在中国扩张。

    这就是周琅最重要的目的，精准打击英国东印度公司！

    于是很快广州的西方商人们发现，有一家新的商行冒了出来，大量向丹麦、瑞典以及一些像柯克斯·理德这样的英国散商，都发现，他们可以绕过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到畅销的茶叶了。

    而向他们提供茶叶的公行，竟然还比市价稍低一些，比十三行提供给东印度公司的价格都低。当然主要还是数量，这家公行能提供的数量，比过去十三行有意控制的数量多的多。

    这些商人十分好奇，这些茶叶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