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杨尚荆参田家“坑害朝廷命官，逼死人命”的条陈塞到轩輗手里第二天，杨尚荆的第二个条陈就又到了轩輗的手里。

    这次是发的加急件，四百里加急，因为事渉“剿匪”事宜。

    丰城侯给杨尚荆的东西很齐备，都是那几家参与谋划了截杀杨尚荆，意图破坏开海大事的家族的名单，杨尚荆琢磨了一下，要是全都弄死了，整个浙江、福建和江西都得乱成一锅粥，这对于开海之前所需要的相对平稳的环境，是不那么好的。

    所以杨尚荆在找来了忠叔和杨勤之后，仔仔细细地圈定了其中最大的三家和最小的三家，加入了勾绝的名单。

    而这六家，无一例外地，都在生意上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和杨家有那么一点点的过节。

    当然了，作为大公无私的詹事府少詹事，万民敬仰的黄岩县县令，盗贼们闻风丧胆的备倭衙门主官，杨尚荆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儿小事儿，就直接砍了对头全家的。

    然后吧，浙江臬司衙门那边行动的飞快，都没等轩輗正式结清了李信离奇死亡这个案子，文书直接就放在了藩司衙门去了，一起发回去的，还有李信死亡证明。

    嗯，最后定性的是，李信身边那个小妾是被矿贼买通的，要杀了李信，防止他南下剿匪，因为李信“威名远播”，这算是给朝廷一个交代，也算是给皇上一个交代，毕竟你不能让皇上很是“看中”一个废物吧？没有威名，也要制造一个威名不是？

    当然了，那个小妾往上，三族以内，尽数被拿下了，该砍脑袋砍脑袋，该发配充军的发配充军，该被打入贱籍扔进窑子里的扔进窑子里面，没有人会对这家倒霉蛋稍有怜悯。

    毕竟臬司衙门的人从那个小妾的家里搜出了“赃银千两”。

    方廷玉和孙原贞这俩人也是提前接了信儿的，一个没闲着，盖了章就往南京发。

    然而吧，人命大如天，剿匪是要砍脑袋的，那也是杀伤人命不是？只不过浙江全省剿匪这事儿吧，实在太大了点儿，没人敢担这个干系，所以还得上报。

    所以南京的大佬们也没敢耽搁，加上了南京刑部、兵部和户部的批文，直接一个六百里加急直接往京师送去了。

    毕竟是一省三司衙门里面两司发力，这案子里面还有一个正二品的都指挥使的小命，一个正七品县令的小命，一个正八品县丞的小命，再加上一个正四品少詹事的小命，金贵的很呢。

    这会儿的北京城也是热闹的不行，朝堂上还正为了军功的事儿撕逼呢，已经有了凉意的北京城，金銮殿上愣是给人一种热火朝天的感觉。

    外朝的大佬们觉得，应该先把右都御史的位子给定下来，京中没有都御史执掌，这都察院就少了个懂业务的把门的，平白每日多了不少无关紧要的奏章，耽搁了大家的时间，至于杨尚荆和李贤这二位的军功，那必须要照着大了赏赐，不赏赐就要失去军心了。

    皇帝陛下哪儿是好相与的？经历过金英这个老家伙的点播，再加上王振这个坏家伙的撺掇，咬定了就是不给新的都御史名额，而且给出的理由那叫一个无懈可击。

    “王爱卿久居甘肃，为国分忧，如今已然年老，朕不忍他再受苦寒，欲在今年冬将其调回京师任职，大同处寻觅阉竖郭敬之事已然有了眉目，陈爱卿不日还朝，这京中，怕是不好有三个都御史罢？”

    官字两张口嘛，所有的官儿名义上都是皇帝任命的，那么，皇上当然也可以用两张嘴来说话了，而且说什么是什么。

    这句话就涉及到了官制问题，按照大明朝的官制，都察院还真就只有一左一右两个都御史，再有就超编了，虽然说现在朝堂上违逆了官制，也就是所谓的“祖制”的事儿太多了，光特么兵部尚书就好几个，可是谁敢在这个时候冒头？

    再者说了，所谓的殿阁大学士，按照祖制还特么给皇帝做秘书的小官儿呢，现在哪个内阁大学士身上没挂个侍郎、尚书之类的衔儿？谁敢提？

    朝堂上这帮瘪三都明白，现在谁敢提这个，用事实反驳理论，那么占着大义名头的皇帝就不介意一拍脑袋，想起来祖制是啥样的，然后给上面的大佬们来上一刀。

    很疼的那种。当然了，皇帝陛下英明神武，也不是不给他们机会，王文出镇甘肃，是用左都御史的名头去的，陈镒去大同办事儿，挂的是右都御史的名头，谁要是想去这俩地方帮着皇帝分忧，完全可以让陛下赏给你一个正二品的都御史的官帽子嘛。

    毕竟嘛，法力不外人情。

    然而俞士悦今年也不小了，王文能折腾得起，他这个大理寺卿可未必折腾得起啊，身体素质差了太多，别特么刚捡到正二品的官帽子，直接就病死在去甘肃或者大同的路上了。

    他又不是杨荣，没资格获得太多的哀荣，而且大理寺卿这个位子，实际上也不比右都御史差太多，这种职级上的晋升，俞士悦并不渴求。

    既然皇上打定了注意要把都御史的位子空出来，大家也没法说什么了，俞士悦本人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态度，谁还能上去生劝不成？

    还是有人能去说服王文，让他老人家在甘肃多待几年，或者直接告老还乡？

    那只怕会被二人活生生打死。

    于是内廷外朝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僵局。

    都御史的位子不安排好，外朝就没办法提给南方剿灭矿贼的军功，剿灭矿贼的军功没分配，南边的事儿就很难有一个真正的定论。

    也就在这个时候，浙江藩司衙门和臬司衙门的条陈全加上南京六部大佬给的奏章，就全都发了上了，“剿匪”这么个议题，让外朝的大佬们似乎找到了下台阶的机会。

    毕竟资产阶级都有软弱都行，那么比资产阶级还要腐朽的封建官僚们，讲一讲软弱性，玩一手就坡下驴，似乎也没什么不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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